1997年4月11日凌晨，王小波猝然死于心脏病发，享年44岁。 4月26日这一天，八宝山一号大厅外，大约来了300多人。除了少部分是王小波的亲友，大部分是自发的吊唁者。他们是首都传媒界的年轻人，哲学界、历史学界、社会学界和经济学界的学者，还有相当部分是与王小波从未谋面的读者，有的甚至自千里之外赶来。奇怪的是，当中没有作家协会人员，没有一个小说家。要知道，王小波是首先将自己看成是小说家，但是，到他死的时候，他的作品还没有进入主流文学的视野之内，今天仍然没有。 ……王小波遗容安详，只是额头有一块褐色的伤痕。据说，他是独自于郊外的写作间去世的。被人发现的时候，他头抵着墙壁，墙上有牙齿刮过的痕迹，地上有墙灰，他是挣扎了一段时间，再孤独地离去的。 王小波没有单位，也没有加入作协，生前他说过：“听说有一个文学圈，我不知道它在哪里。”他是一个局外人，但却是一个真正的作家，一个为自己的真理观服务的自由撰稿人。① 紧接着，该文的作者，也是王小波小说“时代三部曲”的初版编辑，回忆了王小波去世时的遗容和三次见到王小波的情形，并给我们描述了一个独行侠般，孤独，有着顽强内心追求和坚定信仰的王小波。从这些叙述中，可以明显感受到言说者的情绪，咄咄逼人的指责隐含其中，一个基本的对立面已经形成：文坛、社会与王小波、民间知识分子之间不相兼容，并且前者对后者是一种压迫性的存在。这一段话写于2004年，距王小波去世已经七年之久，关于王小波的想象，他的存在方式，精神特征，文学叙述等等几乎都可以从这段话中找到影子。 据统计，在王小波去世后的一个多月里，共有约140多家海内外媒体发布了有关报道、评论和悼念文章，互联网上，有人制作了王小波专页，全文输入《黄金时代》。王小波的某些话像格言一般被流传，“一个人只拥有此生此世是不够的，他还应该拥有诗意的世界。”在王小波去世之前，《黄金时代》几经曲折才由花城出版社接手决定出版，出版社本来还为书的销路担忧，但是，随着王小波的非正常死亡，一切问题都迎刃而解，“出版社每天收到来自五湖四海的问询，购书单雪片似地飞来”。“时代三部曲”经历了洛阳纸贵的阶段，登上各地排行榜。一位资深记者说：“多年来，没有哪一部严肃小说受到这样广泛的关注，它几乎是家喻户晓了。” 如果说短时期内的种种纪念及其小说杂文的畅销只是一种自发的行为，很快，围绕着王小波，学术界、网络、媒体开始了某种倾向性的塑造，出现了诸如“自由知识分子”、“受难者”、“中国最有希望获诺贝尔奖的作家”、“天才顽童”、“浪漫骑士”、“行吟诗人”、“自由分子”等命名。关于“王小波”的叙事可以说是90年代文学界、文化界与思想界的一个大事件，它超越了学术界与知识界，在普通民众中同样产生巨大的反响，影响并改变着90年代的文化格局。 如今，距离王小波去世已经十二年。短短的十二年，但当回顾这一文学现象，或文化事件时，却已有沧海桑田之感。每年王小波的祭日，都有媒体的报道，也有网络青年自发的纪念，但却几近重复，波澜不惊。还有王小波遗孀，社会学家李银河女士的言论，虽然其心真诚，却也有说得“过多”，过于“拔高”之嫌疑。读者反应已不如当初那么狂热，而是做以理性的分析。②对此，笔者并不打算重点评论。但可以看出，“王小波之死”所引起的涟漪正渐行渐远，慢慢沉淀下去，一切都将止未止，处于历史与现实的临界点。或者，此时，正是我们反观这一文学事件、文化事件与媒体事件的恰当时刻。 因此，在本文中，笔者所致力于追寻的不是“王小波”与“王小波之死”“是”什么样子(关于此，已经有相当多的研究文章从各个角度进行考察)，而是它“为什么”会如此。概括来说，笔者所考察的是话语产生背后的社会心理机制和意识形态诉求，它传达了怎样的知识谱系与思维体系的建立，这一建立与整个社会的文化倾向，精神状态，阶层结构的变化有着什么样的关系？它在多大程度上影响90年代的精神生活并成为当代中国社会思想变革的征兆之一？本文试图从学者、青年、媒体对王小波的不同命名谈起，分析不同层面话语的产生背景原因，及相互之间的冲突与消解，借此，重回90年代的文学空间与文化空间，去探索90年代的面目及知识分子的精神轨迹。 “自由知识分子”：启蒙新传统的设想与标本 王小波去世并形成热潮之后，学者朱学勤、秦晖、许纪霖首先发表文章，并从“自由主义”的高度对王小波进行中国知识分子思想史的定位与总结。其中，以朱学勤的《1998年：关于自由主义的言说》为代表，他在文中把王小波热与顾准热、陈寅恪热相提并论，认为它们在90年代思想空间的出现意味着自由主义立场的发声。 当代以来，对“五四”启蒙传统的质疑就不绝于耳，即使是被看作是第二次“五四”的80年代，其启蒙目标及其中的悖论性都遭到质疑。在反思的过程中，一个最普遍的观点是，“五四”启蒙传统缺乏理性，尤其是缺乏知识理性，这样使得很多思想与审美的起源只来自于概念、信仰或激情，较少知识谱系性的根基。并且认为，之所以启蒙会有这样的倾向，与东方式思维与哲学起点相关，“五四时代的知识分子相信思想与文化的变迁必须优于社会、政治、经济的变迁；反之则非是。反传统知识分子或明或暗地假定：最根本的变迁是思想本身的改变。……笔者以为五四反儒家思想的整体性(the totalistic nature of the May Fourth antiConfucianism)是受了先秦以后儒家强调‘心的理知与道德功能’及思想力量与优先性的思想模式的影响所致。五四反传统主义者，虽然要求打倒整个传统文化，但他们之所以做这种整体性的要求，实因他们未能从‘借思想、文化以解决问题的方法’那种有机式的一元论思想模式中解放出来的缘故。这种思想模式，因为是一元论式和主知主义的，本身具有发展主知主义整体观(holistic)的可能。”③论者认为，这种“心的理知与道德功能”和“整体性的一元论思想模式”是“五四”知识分子的心理机制，即使接受了西方的一些现代思想，但在运行过程中，中国知识分子仍然以“整体性”为原则，承担着“智者与牧师的双重职责”。在知识与信仰、道德之间，无论是中国传统知识分子，还是现代知识分子，都没有被认真区分，更没有逻辑、学科与科学的概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