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 程光炜/李杨 在二○○八年年会上，“重读八十年代文学”的报告是其中重要的一部分。现在为什么要重读八十年代？从八十年代至今已近三十年，与往昔文艺界的状况和作品有关而形成的新的资料或证言值得关注。同时，八十年代是延续文学占据主流地位的人们的思维模式的前卫时代，在文学边缘化的今天，企望把对那时代的怀恋以及对创作感动的真实状况研究明白。并且，在当下回顾往昔的时候，期待着读出以前没有读出的意义。 对八十年代文学的关心，好像非常时髦。近年来，查建英的《八十年代访谈录》成为畅销书。对中国八十年代的关心包含在当下的问题意识中。 王尧认为文学是“重返八十年代”思潮的重要一翼。“文学是如何从‘文革’过渡到‘新时期’的”，“曾经认为已经解决了的问题或者因为纯文学的胜利而被搁置的一些问题在‘市场’、‘全球化’的背景下又重新抬头”。王尧使这些问题意识明朗化。“‘八十年代’所包含的问题是与之前的历史和之后的现实相关联，这些问题发生在八十年代，却有‘前世’和‘今生’。在来龙去脉中‘重返八十年代’，既是一个研究方法问题，在某种意义上说也是一种‘世界观’的确立。如果‘重返八十年代’只是‘反思’和‘再解读’八十年代文学本身，那么这样的重返不仅局促，而且也缺少洞察历史变革的宏阔视野和支点。因此，我以为需要尝试在中国当代文学史的论述中‘重返八十年代’。”王尧给八十年代文学的研究指明了方向[9]。 《当代作家评论》、《文艺研究》等杂志打出了“重返八十年代”的旗帜。把“知识考古学”作为理论资源，最先展开研究的是程光炜与李杨。李杨这样表达他对八十年代的关注：“我们中的大多数人实际上仍生活在八十年代，就是说，八十年代建立起的观念仍然是我们理解这个世界的基本框架。也就是说，今天我们对文学的理解，对文化政治的理解框架仍然是八十年代奠定的。”“将八十年代重新变成一个问题，也就是将那些已经变成了我们理论预设的框架重新变成一个问题。”[8] 这一系列的研究表明，“新时期文学”这一命名是以政治观念形态为主要依据的，由此带来的先入为主的政治观念就成为批判的对象。“新时期文学”象征着对“十七年文学”与“文革文学”的清算以及向文学本身的回归。程光炜固定化了这种印象，发挥了隐蔽这种政治性以及从“文革”时期开始而延续的思想观念的作用，对以前的文学史做了如下的批评。几乎所有的文学史都很随意地使用“新时期文学”这一术语，但是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一九九九)用“思想解放”、“开放时期”概念代替“新时期”的概念，使用“八十年代文学”、“九十年代文学”这种中性的称呼。另一方面，陈思和《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复旦大学出版社，一九九九)虽然很少使用“新时期”这一术语，却把其包含的价值取向(反思、尊严、文学的责任、理想的确立等)潜入他文学史的叙述中，当作一个稳定的叙述线索，贯穿在这部文学史著作的始末。程光炜认为“新时期文学”是一个摇摆不定和不确定性的文学史概念，它不能够涵盖八十年代文学、九十年代文学、当代文学，“新时期文学”作为文学史的专业术语不能成立。在陈思和的文学史的叙述中，把“新时期文学”作为价值判断的标准，可以说是某种策略性选择。 《芙蓉镇》是被提及的一个例子。《芙蓉镇》的写作和改编完全可以与《白毛女》相媲美。小说《芙蓉镇》是作者学习了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方针政策以后创作出来的，被改编的故事把“文革”作为超历史的善与恶之间的斗争，确立为中华民族共同的记忆。同时，李杨把阿城的小说《棋王》解读为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基本主题的无意识的重演。《棋王》作为“寻根文学”的代表作品，问世以来，就被评论家普遍解读为一部充分展示道家文化风范，弘扬高蹈及“无为”人生姿态的文本。“知识分子如何涤去了知识附带的罪恶，在劳动人民中获得历经炼狱一般的重生”这一主题也就是“文革文学”主题本身。另外，也有把《班主任》的创作、发表的过程与改革开放派的政治意识形态取向互动的研究[9]。 无论哪个都是很有兴味的工作，但是在一系列的研究中给人印象最深的是李杨在有关“重返八十年代文学”的论述中谈及他学生时代的荡人心魄的阅读感受。“其实那个时候，没有人能够抗拒文学的诱惑。像我身边所有的人一样，我为每一部作品的出现而激动不已。《班主任》、《伤痕》、《爱，是不能忘记的》、《芙蓉镇》，等等。(中略)……故事，都与我个人的经验无关，与我周围的同学无关，与我的家人无关，但为什么我会觉得这些故事都与我自己有关，并且还被激动得死去活来呢？为什么自己要把自己讲到一个与自己的经验无关的故事里面去，讲到一个‘想象的共同体’里面去呢？现在我才明白，我被规训了，只是这种规训采用的方式不是批斗会、忆苦会，而是靠文学的情感，靠政治无意识领域建构的‘认同’。”[8] 那么，不同境遇的读者能与作品中的人物共同体验悲欢离合？根据这种体验而形成的中国印象现在仍然保持着影响力吧？重读八十年代文学，也许应该反思这些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