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意识到与否，其实我们都已经立足在一个新兴起的中国文学场域中。这就是中国新世纪文学。 “新世纪文学”不能简单地被归结为一个命名问题或所谓文学“权力话语”的兴替，这种弄不好就偏向某种“厚黑学”味道的所谓“文化研究”话语并无益于真正的学术探讨。如果我们对历史抱有一种谦逊的态度，对生活对文学抱有积极的精神，都会明白，恰是那叙事宏伟和虚怀若谷的历史在“命名”着我们，在言说着我们。而我们的言说，如果说有所“创新”或“建构”的话，那也是现实给我们提供了如此难遇而又不可更替的历史语境。对新世纪文学话语而言，首先还是要相信我们的建构应该建立在现实所能提供的特定的新而复杂的语境之上，首先是历史和现实在建构，而我们，不过要顺应历史和现实大势，做些自己该做、能做的事而已。我们当然要脚踏现实面向未来参与历史的创造，但首先是历史在创造我们。对此我们当保持着清醒。新世纪文学表述的出现及其语义探讨与使用，不仅说明当代文学主体力量的建构努力，更重要的，是当代文学在昭示自身的一种新的语境的生成，在表明我们一定要立足于“新世纪新阶段”的立场上来言说讲话。立足于新世纪的文学现实视野是一种立场，面向现实和未来的文学建构是一种姿态。而这一切的根据，则在于新世纪文学之潮不可避免的历史性兴起。 我们在新世纪发现中国文学的历史。 首先要辩明有关“新世纪文学”的用法及其演变的历史。 诚如雷达先生指出过的那样，“新世纪文学的名称从新世纪开始就出现了①。只要翻检一下那时的文学报章，诸如“新世纪中国文学”、“21世纪中国文学”的提法就连续不断地出现，这说明人们对“世纪”这种用法已经随着时间的前进自然而常态地使用着，它与中国当前文学的联结，并没有什么惊奇，是顺时顺理的事情。雷达甚至指出了即使在上世纪90年代上半期，有关走向新世纪、21世纪、世纪末的话语就不断地流行，乃至使人大有一种构建“新世纪文学乌托邦”的整体印象。②“世纪”话语的流行成为一种“世纪问题”③，引起了人们的普遍关注，这在中国文化语境中当有着不同于西方的“世纪”的自己的理由和情势。它一方面是中国的文化理解融入世界或全球化趋向的表征，另一方是中国现代性发展和进步的符号象征。对于一个世纪的清算和清理，如黄子平等人提出的“20世纪中国文学观”，之所以成为一种80年代中期以来影响极大的流行文学观念，正在于此，在于它试图超越以近代、现代、当代等“断代”方式呈现的中国文学现代性的“时间的政治”④，而采用一种仍为现代性范畴的“世纪表述”来替代，不过，这“世纪表述”的时间性似乎更加具有超越和宽容的姿态，提供了对20世纪中国文学历史不断“革命”、“断裂”、“转折”、“创新”的紧张状态的某种反思和舒缓的契机。其实这种总结旧世纪的整体性“世纪表述”早已暗含了一种对新世纪或21世纪中国文学的期待视野了。“到本世纪末……”，我们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小康、翻两番等等，曾经是上世纪后半叶中国社会的一个众所周知的目标时限。于是，到了这个世纪之交，到了这个对于中国人来说是他们所经历的第二个世纪之交⑤，世纪话语的流行，并凝聚或寄托着中国文学的现代性的新的理想，新的期望，虽似朦胧未明，但其萌动欲出，却是可以明确从“新世纪文学”的语词符号的使用中予以指认的。至今，这种隐含在有关“新世纪文学”语用中的面向未来敞开的理想期待的基因依然存在，虽然人们对文学现实的未来指向并不明晰甚至抱着谨慎的态度，但其由“新世纪”的中国现实文化语境所提供的审慎乐观的调子，对超越过去百年的一种中国文学“新现代性”的期待，应该说，在“新世纪文学”概念中确已显露某些心迹，这也是无可讳言的。事实上也是如此，在文学界以外，有关“新世纪”、“新世纪新阶段”⑥的表述在一种普遍性的关注和使用中也似乎没有了热烈和浮躁的内涵，倒是其颇多理性前瞻和审慎乐观的义涵，应和了新世纪中国和平发展和经济崛起的时代背景与愿景，在对话和理解的氛围中被人们接受和使用着。在这个意义上，“新世纪文学”的提出与使用也当如此理解，它是我们理性对话和文明发展时代的一种体现新现代性精神的宏观概念与时间表述。 许多评论家对这种将现实中国文学托付给未来百年“新世纪”的“新世纪文学”暗含的语义调子选择沉默。他们没有像拥抱“新时期文学”那样快速地作出明确的表态。想必一个“新”字，一个“世纪”大词，都使他们为难，过去一个“世纪”的狂热追“新”逐“利”行径和诸多怪象已成就了他们心头的某种禁忌。而我们从这种审慎中仍可以看出一种理性的态度，这似乎也是对“新世纪文学”语义使用的一种静观式的可予珍视的姿态。人们明白，无论如何，无论采用“新世纪文学”概念与否，只要我们对当下文学来讲话，都可以或已经被“新世纪文学”一语所覆盖，大概都不出“新世纪文学”的所指范畴。相比之下，那些怕被指责为“新名词”、“命名情结”、“时间神话”⑦的顾虑，倒由于这种趋于理性的氛围而冲淡减缓不少。相比于上个世纪末有关“新状态文学”的沸沸扬扬的责问，这已够令我们欣慰了。我想说的是，在没有诸如“新世纪文学”这种总体化的概念情形下，对当前文学的宏观把握和历史动向的探知，多少会受到影响的。在这里，一种总体性宏观概念的使用，如果尚且可以的话，会为我们提供进入现实的新的平台。上个世纪末以来的十余年间，由于对“新状态文学”之“新”的有关“命名”的形式纠缠与批评，某种程度上导致了当代文学研究中的宏观概念和宏观研究的衰落，这与“新时期”之初的80年代的宏观批评与微观批评并重的良好格局形成鲜明对比。于是，在一个不能没有“大词”的时代，文学评论界似乎觉得除了“新时期文学”以外，早已不再需要什么宏观概念，依然可以混得过去，一部一部作品地跟踪，一个一个作品讨论会的召开与鼓吹，一些人指出的所谓批评的失语现象在根本上是宏观把握与时代眼光的缺失。这在两年之前的情形尤其如此。“新世纪文学”概念的兴起和使用，说差强人意也好，说它过于宏大和纯时间性也好，总归它多少向人们显示了时代的文学进程，恢复了当代评论对宏观研究的信心，并有助于改变一个时期以来文坛微观有余的琐屑研究和评论现状。 对于“新世纪文学”的审慎静观的理性状态在另外许多评论家那里表现出更为实事求是的态度。他们乐于使用“新世纪文学”概念，用以归纳概括和研究自新世纪以来出现于文坛的大规模数量的小说、诗歌、散文作品，探讨新世纪以来的作家转型和文学现象。一切从客观事实出发。应该说，自2005年第2期《文艺争鸣》杂志开辟“关于新世纪文学”栏目以来，这种探讨变得越来越多，“新世纪文学”概念的使用变得越来越自觉。随后，由沈阳师范大学中国文化与文学研究所、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文艺争鸣》杂志举办的“新世纪文学五年与文学新世纪研讨会”于2005年6月在沈阳召开，“新世纪文学”在会上得到了热烈的研讨。2006年、2008年两届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年会都将“新世纪文学”列为大会讨论的主题之一。起初，评论家们主要把“新世纪文学”作为一种时间意义的总体化概念，其“新世纪以来”的义涵成为这一概念的基本用法。因为毕竟“新世纪以来”已有五六年左右的时间，首先看看这五六年左右的时间中国文学的状况，看看有什么新的变化，新的表现，可供梳理总结，不失为客观审慎的态度。其实这种意指“新世纪以来”的当下文学的用法，表明了“新世纪文学”作为中国文学的时间前沿并向未来敞开的动态语义形象，成为其目前最为稳定的语用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