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071(2010)01-0098-04 一、问题的提出 从1980年代到当下，中国学术界关注文学史诸问题的热度一直持续不衰。文学史既是一个理论问题，更是一个实践问题。一百多年前从西方引进的文学史概念已经沉淀为一种潜移默化的话语霸权，制约着文学史的写作模式。由于各种文学史背后都有一套相应的意识形态，它们所描绘的文学图景往往被纯化为单一的和清晰的“发展史”，而在历史中实际发生的文学，往往是多维并存和界限模糊的。仅就文学史料的发掘和整理而言，由于种种原因曾被遮蔽的重要文学现象一旦浮出水面，就会打破文学史叙述与历史想象之间原有的平衡，对以往的文学史观念和文学史格局形成挑战，中国现代作家王度庐便是一个具有样板意义的个案。 王度庐1909年出生于北京一个贫寒旗人家庭，做过店铺学徒、小学教员、小报编辑，自幼爱好诗文戏曲，曾在北京大学旁听，积累了丰富的中外文学知识，十几岁开始发表杂文小品、侦探小说。1937年被困居在日本占领下的青岛，开始专事连载小说的写作。抗战胜利后，天津励力书局迁往上海，开始大量印行王度庐小说的单行本。上海育才书局、元昌印书馆、春秋书店及重庆千秋书局也出版过王度庐的作品。1949年初，王度庐举家移居东北，在中学谋得教职。随着新中国的成立，武侠言情类通俗小说退出阅读领域，直到1970年代末改革开放之后才解禁。2000年，中国台湾地区导演李安将王度庐1941年创作的武侠小说《卧虎藏龙》搬上银幕。翌年该片一举获得美国第73届奥斯卡奖最佳外语片、最佳摄影师、最佳音乐和最佳美术指导四项大奖，在新中国文坛默默无闻近半个世纪的王度庐再度引起大众传媒的关注。不过，学术界对他的研究还远远不够，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也几乎没有他的位置。比如，从1951年至今，中国内地正式出版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约135部，只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修订本)》(1998年版)等极少数著作对其有简单的介绍，大多数著作均只字未提。造成这种状况的主要原因在于王度庐的沦陷区作家、满族作家和武侠作家等三重身份，而通过解析王度庐既有区别又有交叉的这三种身份，或许有助于重新估价中国学术传统，建立起适合中国国情的新的研究思路，进而深化当下有关文学史的讨论，推进方兴未艾的重写文学史工程。 二、作为沦陷区作家的王度庐 沦陷区文学是一种特殊时空中的区域文学，从政治上为文艺松绑、在政治层面上作出恰当评价，仍是中国现代文学史接纳这类文学首先要面对和解决的问题。王度庐的所谓“鹤—铁系列”(《鹤惊昆仑》、《宝剑金钗》、《剑气珠光》、《卧虎藏龙传》和《铁骑银瓶》)等重要作品，是在日伪政权机关报《青岛新民报》上连载的。如果简单化地以作品载体的隶属关系为标准，就会对沦陷区作家作品作出负面的定性评价。只有把日本的侵华战争及其殖民统治放到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历史语境和世界殖民史的背景中加以考察，分析其作品内在的文化认同取向，才会对沦陷区文学作出合乎历史的客观评价。 中国近现代文学是在殖民化语境中发生和展开的。1840年英帝国主义发动的鸦片战争，打开了中华帝国的门户，中国逐步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随着明治维新的成功，曾经面临被殖民危险的日本在“脱亚入欧”、迅速走上现代化道路之后，转而跻身殖民国家的行列，不断发动对外扩张战争。针对中国的标志性军事行动有1874年的侵台之役、1894年的甲午战争、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和1937年的“七七事变”等。到1940年代，日本成为现代中国最大的殖民者，有大约三分之一的中国领土被其染指。在这些地区，日本侵略者大体上建立起三种不同的殖民体制：第一种是台湾殖民地模式。即通过国家间的不平等条约霸占中国台湾地区，设立日本总督府(1895年)。到1937年9月，正式宣布将中国台湾并入日本版图。第二种是东北“满洲国”模式。即在东北占领区建立起新的“主权”国家，定都长春(改称新京)，由前清逊帝溥仪担任“执政”(1932年3月1日)。两年后，将傀儡政权的政体从“共和国”改成“帝国”，首脑改称“皇帝”。第三种是关内沦陷区模式。即在关内占领区起用原中国政府的官员，陆续组建僭越中国合法政府的中国伪政权。如“蒙古联盟自治政府”(1937年10月27日)，定都归绥市(改称厚和特别市，现为呼和浩特)；华北地区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1937年12月14日)，定都北平(不久改称北京)，后被日本降格为“华北政务委员会”(1940年3月30日)；华东地区的“中华民国维新政府”(1938年3月28日)，定都南京，后升格为试图统管关内所有日本占领区的“中华民国国民政府”(1940年3月30日)，等等。 需要注意的是，上述三种殖民体制之间的关系，是所谓“国”与“国”的关系，关内几个伪政权实际上也是各自为政。各占领区的殖民当局隶属于日本的不同军兵种、派系，有各自的既得殖民利益，相互之间也存在着矛盾和斗争。中国被占领区的社会生态特别是文化传统有其历史的惯性，异族入侵者很难在短时间内彻底颠覆。因此，日本在中国不同占领区所实施的殖民思想统治均有所不同，各地的中国区域文化面貌和特点也呈现出相应的差异性，特别是在关内的华北、华东等沦陷区，中国认同、中华文化认知、中华民族认同仍具有合法性，言说环境迥异于其他日本占领区。许多沦陷区作家在异常艰苦的环境中，坚守自己的民族气节、文学信念和创作风格，发表和出版了大量具有相当水准的文学作品。但是，由于特定的历史原因，沦陷区文学被打入另册近半个世纪。1990年代以后，《沦陷时期北京文学八年》(1994年版)、《抗战时期的上海文学》(1995年版)、《中国抗战时期沦陷区文学史》(1995年版)以及《中国沦陷区文学大系》(1999-2000年版)等著作陆续面世。这些研究成果表明，日本占领区的中国文学，无论是新文学还是通俗文学，仍顽强地沿着中国文学原来的路径迂曲地发展，蕴涵着殖民统治无法压制的中华民族精神和民族文学要素，是中国现代文学的有机组成部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