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919(2009)06-0097-22 作为知识生产的重要一环，古今中外的“文学教育”，相差何止十万八千里。这里有思想潮流的激荡，有教育理念的牵制，有文化传统的支持。此外，还有学校规模、经费、师资等实实在在的约束。不是所有的“柳暗花明”与“峰回路转”都有必要大张旗鼓地讨论。但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后，发生在北京大学的有关“文学”的课程、课堂、教员、讲义等的变革，却因牵涉极为广泛，深刻影响了此后的教育思潮及文化进程，值得认真辨析。 所谓“文学教育”，与目前学界颇为关注的“文学史书写”①，既有联系，更有差异。强调“在二十世纪中国学界，‘文学史’作为一种‘想像’，其确立以及变形，始终与大学教育(包括五十年代以前的中学教育)密不可分”，故“不只将其作为文学观念和知识体系来描述，更作为一种教育体制来把握”②，这指的是二者之间如何互相依存。但“文学教育”不仅限于传授“文学史”知识，还有“文学理论”、“文学批评”以及诸多相关学科；反过来，“‘文学史’作为一种知识体系，在表达民族意识、凝聚民族精神，以及吸取异文化、融入‘世界文学’进程方面，曾发挥巨大作用”③，故单从学校的内部运作说不清楚。 我曾描述晚清起步的教育改革如何促成了日后的文学革命，文章结尾，借助1917年北京大学中国文学门的“课程表”以及1918年的《北京大学文科一览》，阐述北大文学课堂的四大变化，即“文学史”成了中文系的重头课、中文系学生不能绕开“欧洲文学”、“近世文学”开始受到重视、此前不登大雅之堂的“戏曲”与“小说”成了大学生的必修课。④“从新式学堂的科目、课程、教材的变化，探讨新一代读书人的‘文学常识’”，这一努力方向没错，结论也大致站得住脚，但因刻意凸显“新气象”，很容易造成某种错觉，以为此后便是新派人士的“一统天下”了。其实，当年国文门师生中，面对“新潮”与“国故”，大都选择后一种立场。只不过随着时势迁移，前者的声音越来越大，加上傅斯年、杨振声、俞平伯等人不断追忆，方才造成如此“东风压倒西风”的印象。单就文学教育而言，新派旧派并驾齐驱，各领风骚。进入具体的文学课堂，更是“新”中有“旧”，“旧”中有“新”，呈现错综复杂局面，一时难断雅俗高低。 对于改革者来说，想得到的，不见得做得到；做得到的，不见得合乎理想。真实的历史，往往比“宣言”或“计划书”更复杂，也更为丰富多彩。北大创立之初四十年，关于“文学”如何“教育”的探究，九曲十八弯，颇多惊心动魄之举。放长视线，很容易理解此举对于“中国文学”以及“中国教育”之成功转型，具有深远意义。因为，直到今天，文学教育如何兼及古今、中外、雅俗，还有知识、技能与情怀，国人仍在“九死未悔”地“上下求索”。 谈论“文学教育”，到底从何入手：是专业课程，还是校园文化？是教员讲义，还是学生社团？是唐诗宋词，还是欧美小说？考虑到当年的实际情况，本文集中讨论的是北大中国文学系所开设的各类“文学课程”⑤，以及主要由本校教员编纂的“文学讲义”，还有师生共同建构起来的“文学课堂”。在我看来，只有将这三者交叉重叠，互相映照，方能较好地呈现新文化运动时期北大文学教育的立体图景。 在正式展开论述前，有三点说明：第一，因北大实行自由选课制度，中国文学系学生可选修外国文学系开设的课程，反之亦然。为集中论述，本文没有牵涉外文系诸多著名的文学教授以及同样异彩纷呈的文学课程。⑥实际上，若论对新文学创作的鼓动与指引，外文系的功用不在国文系之下。⑦第二，大学校园里的“文学教育”，其工作目标主要不是培养作家，而是养成热爱文学的风气，以及欣赏文学的能力。因此，单纯从“学校与文坛”的角度展开论述，并不十分恰当；必须兼及科系设置、课程选择以及社团活动等，如此看待校园里各种层次的“文学”，会有比较通达的见解。⑧第三，题为“新文化运动时期”，具体论述时却略有延伸(或前或后)，那是因为，希望顾及北大课程改革的进程，以及当事人的生存境遇(任教北大的时间)。 至于为何选择这些而不是那些教员，有资料方面的限制，更牵涉我对何为“称职”的“文学教育”之理解。因此，某些声名卓著但没有文学讲义留存的北大教授(如讲“陶渊明诗”及“唐诗”的沈尹默、教“秦汉诸子”及“唐宋以降文”的林损)，很可能避而不谈；另外，天时地利人和，各方面表现都很好，但主要任教于别的大学，在北大只是兼职的(如讲授“小说”的俞平伯，讲授“佛典译文研究”的陈寅恪)，也不在我的视野之内。 一、在“文学革命”与“整理国故”之间 五四新文化运动中，争论最为激烈、成果最为显赫的，莫过于文学革命。倘若着眼于思想史，陈独秀、周作人、胡适等新派人物的历史功绩，一般都会得到承认。但如果转换立场，从学术史角度，思考北大当年的文学教育，是否也都阳光灿烂？北大教授提倡“白话文”以及“平民文学”，在社会上确实收获一片掌声；可在这最高学府的教育实践中，如此文学观念，需经过一系列转化，方能得到真正的落实。 这里有北大内部人事纠葛的问题(如所谓“某籍某系”)，可也是教育本身的特点决定的。所谓写白话文比文言文还难⑨，对于饱学之士来说，很可能是这样；可对于中国文学系的莘莘学子来说，跨越语言障碍，思接千古，顺利阅读并深入阐释“中国的经典”，方才是最希望获得的“学问”。教《水浒传》，讲新文学，当然也可以，但从来不是国文系的主课。明白“文学观念”与“教育实践”之间存在很大的缝隙，由此切入，才能体会北大文学教育转型之艰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