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面临着文学史学在中文学界和英文学界分道扬镳的一个奇特现象：研究“现当代中国文学”的中文学界拥有众多的文学史著作，而北美学界的这个领域却几乎无人问津大型的文学史著述，而更关注特定的作家、群体、时期和主题的研究。①我以为，北美学界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文学范式的变迁强化了一种对整体性消失的共识，这种共识激励了以异质性和片段化为标志的解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文学研究的发展，并且让人们逐渐倾向于寻求他者性和非连续性。另一方面，中文学界在经历过几十年社会主义思维模式的统一性和同质性以后，开始重整自信，认为自身有能力进行一系列重建工作：重写文学史，重新想象同时联系中国文学传统和西方现代性的一种新的整体性。 本文除了追溯中国向心的学术趋势和北美离心的学术倾向的不同，也想介绍近20年来欧美文学史编撰的几种实验性方法及其对重建中国文学史的启示。我希望通过把中国和欧美不同的学术走向放在一起进行比较，以探求文学史的另类视野与实践(譬如跨国族的、跨区域的、跨地方的)，即那些由于过度强调整体性消失及其再度想像时可能遭到忽略的视野和实践。文学史作者的主体性意识对重新审视文学史学的问题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我们必须重新评价在文化、意识形态和学术生产等不同领域中得到承认或得以继续、抑或遭到否认或遗弃的主体位置。 文学史编撰：外部与内部之间 裴特森(Lee Patterson)纵观过去三百多年文学史作为一门学科在西方的发展，指出文学史经过了由外部研究(强调作为一系列作品的文学与作为一系列事件的历史二者之间的关系)到内部研究(视文学为一个整体或者某种特定的模式、体裁和形式)再回到外部研究的循环运动。②裴特森指出，19世纪文学研究的“历史主义”(historicism)有两个明显的不足：其一，它依靠一种机械的因果解释模式，并深信自身“实证方法的”(positivist)客观性和可靠性。其二，它将“时代精神”(Zeitgeist)固化为高于一切的概念，认为这一概念可以用同质性的、甚至统一性的用语来解释文学想像中爱国的民族主义和文化认同的出现。③文学史被纳入大学教育体系，以便加强国家建设，因此在各学科中位置显赫。国族文学研究几乎无一例外地同地理、种族/民族认同、和历史阶段等外在因素相联系。④1863年丹纳(Hippolyte Taine)就宣称：“我们的研究涵盖了所有起作用的因素。当我们考虑到种族、环境和历史阶段等因素的时候，我们不仅穷尽了全部事实上的原因，而且穷尽了全部可能存在的动机。”⑤ 从20世纪10年代中期到20年代末，诸如雅克布森(Roman Jocobson)在内的形式主义理论家将文学重塑为一种根据内在的结构原则形成的自我指涉、自给自足的艺术作品，以此来挑战以往的外部研究。为了创造一种“文学的科学”，俄罗斯的形式主义者将文学定义为“一种既跟世界无关又不与读者交流，而只同写作本身的传统、即其形式相关的一种写作。”⑥美国的新批评派在40、50年代发展了类似的文学观，关注意义和阐释产生过程中文本的机制，而非历史和社会的机制。这种内部方法所固有的“非历史性”(ahistoricity)在诸如“文学形式的变迁”等形式主义的说法中表现得很明显，并且在一系列讨论文学形式、分类、模式、类型、意象、象征性、风格和神话等等的文学史中也有所体现。 20世纪60年代结构主义的兴起，及其70年代以来向后结构主义的转化，从根本上改变了文学的本体论地位。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提出的“语言转向”让人们重新注意到文学的文字实践，文学现在可以用来同诸如历史学(参见怀特[Hayden White])、哲学(参见德里达[Jacques Derrida])、物理学(参见库恩[Thomas Kuhn])等其他写作形式进行类比。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等马克思主义者和自70年代以来的女性主义批评提出一系列问题，揭示了文学一直以来所具有的许多隐藏的意识形态功能，从而开启了文学史学界“文化转向”的序幕。例如，在为某种写作正名并保持其审美价值的同时，“‘文学’的概念被用来贬损诸如女性、黑人、同性恋、第三世界等文化边缘人及政治弱势群体的写作”，⑦或者用来消除诸如电影研究、性别研究、文化研究等新的学术领域的意义。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正是这些新的研究领域自80年代以来发展最快，从而改变了文学/文化研究界的整体面貌。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当今的北美，曾经作为一种特权学科的文学在人文学科中已被剥夺桂冠，曾被认为是伟大心灵或天才的“作家”已被巴特(Roland Barthes)和福柯(Michel Foucault)等理论家宣告“死亡”，在后结构主义兴起以前对文学史的理解和叙述已经从根本上分崩离析了。不可否认，新的、带有一定修正性质、甚至是“干涉主义”(interventionist)的文学史，譬如女性文学、黑人文学、其他少数民族文学(像亚裔美国文学、拉丁裔美国文学、印第安裔美国文学)和同性恋文学史近20年来已经大量出现。⑧也不可否认，如裴特森所述，新历史主义和人类学方法在文学史中的应用在过去十多年来取得了不少成果。但是，至少在理论上，文学史现在90年代比往任何时候都更像是一种“不可能实现的”(impossible)学术冒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