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9-8041(2009)10-0005-12 张旭东(纽约大学)：今天我们聚到一起要讨论一些问题，其核心就是我们如何理解当代文学，如何把握“最高意义”上的当代性和文学性，进而把握批评和文学史写作的内部矛盾和理论挑战。在我看来，“当代”的第一层意思是仍然在展开的、尚未被充分历史化的经验，是所有历史矛盾的聚焦点。尼采说，“所有的历史最终都来到了现代性”，这里的“现代性”就是我们所谈的“当代性”。而最高意义上的当代，是现代性的最激烈、最充分、最政治化的形态；最高意义上的当代文学，也必然是文学本身最政治化、最具有矛盾性的状态。这种状态不仅界定当代文学，它也在一个特定的意义上界定着文学本身，由此回溯性地界定一切关于文学和文学史的思考与讨论。除此之外，一切都属于历史、属于过去、属于当代意识的对象领域。现代文学、古代文学、文学理论，都只有史的含义，而当代文学总体上同“历史”和“知识”对应或对抗，因为它存在的本体论型态是行动、是实践、是试验、是冒险、是选择、判断和决定。文学不属于反思和观念的谱系，而是属于一种不确定的、尝试性的生产性或创造性活动，即一般意义上的艺术活动，并通过这种自身的内在属性而进入了广义的“当代”和“当代文学”所包含的文学本体论和政治本体论。而一旦把当代性作为历史的对立面确立起来，“当代文学史”从严格意义讲就成为一个自相矛盾的概念。因为，“当代”不应该有“史”，“当代”就是一个永恒的“当下”，它有一个张力，而一旦当“永恒的当下”不得不自己把自己历史化了的时候，实际上是自己把自己否定了，我们所能获得的不过是一连串既相关又彼此割裂的过去的“当下”和“此刻”，它们被文学捕获、赋形，而所谓当代文学史，在罗列这些文学作品和文学事件之外，不过是将过去历史化的努力，包括将正在展开的当下作为过去而加以历史化反思的努力。比如说，20世纪80年代先锋派的问题。先锋派当年对我们在座的很多人来说是进入当代文学的切口，而正因为它们是当代性和文学性本身，它在当时对于我们来说是无历史或非历史的，因为它是我们正在展开的存在的命运、语言的命运、思想的命运的组成部分。但是，现在它不得不被历史化，被作为历史批判和意识形态批判的对象，被作为一个过去时代的主观幻想、神话和偏见来审视。如果我们还要把先锋文学或实验小说包含在当代文学的范畴中的话，我们就必须承认，当代文学本身包含着把自身历史化的倾向，这是意识把自身对象化，即作为认识和批判的对象的努力。 接下来我想谈的第一个问题是，“当代”是怎么来的？我读了陈晓明送给我的《当代文学史》，前面有一些非常有用的讨论，比如“当代文学”这个概念是什么时候产生的。但是我想在一个不受狭义学科兴趣限制的层面上，就“当代”这个字眼所具有的理论可能性谈谈“当代”这个概念从哪里来，又可以到哪里去。首先我就想到俄苏传统对整个20世纪中国文学、思想以及知识分子自我意识的强大的影响。我们知道俄国文学变成一种世界文学的起点是普希金，后来有莱蒙托夫的《当代英雄》，直到19世纪后期的小说和戏剧。在俄国文学当中一直存在一个问题即如何在自己的文化中做世界的同代人。“当代”在英语里叫做“contemporary”，晓明的书里面也提到这个问题，它本来的意思就是同时代的，我们大家都共享的这个东西。我们是当代人，是同代人，所以我们享有同代人的文学。俄国文学第一次带来了这个问题，即我们如何在自己的文学和时间里做世界的同代人。这个“世界”当然不是指任何一个地方，而是特指西欧，即怎么做英国人、法国人、德国人的同代人，也就是说，我们怎么样跟他们处在同样的世界历史的时间当中，思考同样的普遍性的问题，面对同样的自由和不自由，但却是在用我们自己的语言写我们自己的文学。我们的文学怎么样能把我们同最先进民族的(因为我们是落后的，这是俄国和中国相对于西方的一个共同的相似的位置)文学放在同一个“当代”的时空中，或者说，通过文学把这个想象的时空产生出来，再反过来用这种时间概念来理解自己的经验。这个世界历史的时间差及其克服的问题，我想可能是“当代”概念的一层未曾言及的含义。与新中国和革命新人同步的当代文学，也许在某种程度上带有这种世界文学和世界历史的诉求与梦想。我们似乎从来没有把这层意思提出来讨论，但或许值得做一些意识史的考察。至少我们可以看出，在不同时期，这种世界文学和世界历史的冲动在中国当代文学中具有不同的意识形态内容和指向。 随着近现代日本文学思想和批评，包括竹内好、丸山真男，以及鲁迅研究里面我们很熟悉的一些日本文学研究者进入当代中国的知识视野，日本思想界所作的“近代”和“现代”的区分，在中国的语境里面，也许已经成为常识性问题。简单地说，日本意义上的“近代”，就是明治时代以来的“文明开化”、“脱亚入欧”，一切以西方为圭臬的行为和意识范式。而日本意义上的“现代”，则是在亚洲建立殖民势力范围，最终以太平洋战争和所谓“大东亚共荣圈”为手段，挑战欧美现代性，建立作为“世界历史”的日本的主体性的失败的努力。可以说，即便在今天，在日本“近代”自由主义主流思想下面，仍然涌动着种种“现代”的骚动，如左翼和右翼的反美情绪、文化保守主义以及比日共更激进的批判意识，等等。在中国语境里，现代和当代之间的紧张关系在结构上类似于日本近代和现代的一个紧张关系，即19世纪与20世纪的交叠和对抗。“现代”或“现代化”(包括“改革”的意识形态)在中国对应于“文明开化”的追求，如工业化、政治改革，建立制度上的理性化等等。但中国的“现代”同日本的“近代”相比，包含着更为深刻、更为激烈的现代性的自我否定和自我颠覆，它最终是通过毛泽东领导的大众革命完成的，并由此而进入它更高的“当代”阶段。所谓19世纪与20世纪的冲突，也就是现代性内部矛盾的激烈化和政治化，它的结果是“当代中国”(人民共和国)的确立。但在今天，我们的当代其实又是一个被重新历史化了的当代，是一个把革命的当代(新中国)放回到一个更长的历史过程之中，对之作历史主义的非政治化和理性化处理的“后当代”。这个历史构造和价值冲突也在“当代文学”里表现出来。“新时期”文学的基本母题，实际上是从人道主义到现代主义先锋派的整个19世纪布尔乔亚文学传统的快速回放。文学在这里的社会意识形态作用，可以说是一种“回到19世纪”的想象的媒介。所以今天中国思想领域的论争，是内在于当代文学研究领域的，因为当代文学在“根子”上就有19世纪和20世纪的矛盾和冲突。从这种矛盾冲突的角度看，“当代文学”概念的原始含义和政治激进性首先来自“当代中国”的前三十年，这是一个英雄主义的、创造性的“非历史化”过程，是“当代性”的正面含义；而后三十年则是这个当代性本身的历史化，或者说颓废化和神话化——我们应该看到，这个克服了20世纪的19世纪，本身又是一个形而上学的概念，是“历史终结论”的一个版本。目前年轻一代当代文学研究者越来越多地关注前三十年，是一点也不奇怪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