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草根性”：来龙去脉 2003年，诗人杜马兰在《上海文学》第9期“水心”栏目发表“诗观”，重捡草根一词，他写道：“我以为，我们终归要回到诗歌的草根年代。我们还是要像祖先一样，只为着认真的情感，而认真写诗。”草根年代无疑是指《诗经》的年代、“风雅颂”的年代，他提醒诗坛对古典文化菁英的回望，不过他没有对草根性做进一步展开。2003年11月，李少君在常熟沙家浜诗会上提出“草根性”写作，《文学报》曾以“诗歌界呼唤‘草根性’”为题做了报道。而后李少君推波助澜，极力倡导，比如2004年在《诗刊》上，他明确给出界定：“首先需要澄清的是，‘草根性’并不是乡土性，也不是民间性”，概括起来说：“一首诗歌或者一个诗人是否具有草根性，就是指你能否从里面读出其背景、生存环境、个人独特的感受与体验甚至诗人自身的学养、脾性。草根性同时还是很个人化的东西，个性气质一样的东西。是一种原创性的东西。”① 显然在这些表述中，草根的原创性大大覆盖了原来的本土意味。与此同时，他着手编辑多辑草根诗歌，几年功夫，草根诗写业已出现一派蓬勃景象。 回顾“草根”一词的源头，是源于“grass roots”的英译而来，出自19世纪美国的淘金热。盛传在那些山脉土壤表层——草根茂盛的地方蕴藏着可挖掘的黄金。后来词意扩展到社会学文化学领域，衍生为基层、基础、根基、平民化的涵义，也带有底层、弱势的伸展义；同时，由于草根一词的形象化，还喻指了顽强的、旺盛的原始生命力。 社会、文化上的草根终于蔓延到了诗歌界，1975年5月台湾《草根诗社》在台北成立，诗社成员有张香华、罗青、李勇、詹澈等人。由屏东太阳城出版社出版《草根诗刊》创刊号，一直办到1980年停刊，总四十二期，前后坚持了五年。创刊号上八千字的《草根宣言》，提出四项基本原则：一是对民族前途命运的深切关注；二是对现实人生的真切反映；三是大众化与专业化的合二而一；四是对传统的拥抱。反响不小②。在草根诗社之前台湾已有龙族诗社（1971年）、主流诗社（1971年）、大地诗社（1972年），之后又有《绿地诗刊》、《小草诗刊》和《阳光小集》。表明他们对于过度“横的移植”的厌弃，光扬诗歌在地性的孜孜追求；掀起一股清新的民族主义之风，共铸文学本土的盾牌。 沉寂多年的草根，在世纪初“潜回”了大陆。敏锐的少君借用这一富有活力的老词，添加他理想化的东西。在他的讲话、访谈和文章中，多次提到“个人性”、“原创性”、“中国性”、“本土性”、“日常宗教”、“民族文化之根”、“个体生命之根”，前后有些许的改变，也有内涵与外延上的扩展，经过调整、修订，以及结合大量文本，2006年他终于给出了相对稳定的框架：“何谓诗歌写作中的‘草根性’，我的理解就是：一、针对全球化，它强调本土性；二、针对西方化，它强调传统；三、针对观念写作，它强调经验感受；四、针对公共化，它强调个人性。”③ 李少君也躬身力行，写出可称表率的力作《神降临的小站》，全诗一气呵成，有如上帝的使者逐一推开五扇大门，让我们“秘密一瞥”，居住在纵深与神秘之处的“神”性存在。 对于这一诗学的实践，刘复生作出高度评价：“草根所指称的诗歌写作，是当前正在出现的一种革命性的潜在写作趋势，李少君以他的理论敏锐率先发现了这个潜在、隐形的诗歌世界，并最早对它做出了命名，做出了阐释，而且尽力扶持它的健康生长。”“草根性不仅指称一种写作趋向，同时还是裁量诗歌的一种尺度与标准，指一种和切身的经验息息相关的原创性的诗歌品质。”④ 在同样高度认可的诗学形态中，青年批评家向卫国同时看到某些可商榷的地方：其实草根性所针对的四个问题可以合并为两个。仍然是老生常谈的两个问题：一个是现代汉诗的西化问题，一个是观念写作的问题。四个“强调”也可简化为两个：本土性与个人性（或经验感受性）。因为本土性与接续“传统本身是二而一的问题；经验感受与个人性”同样如此。这两个方面又可以用一个字“根”来概括：一言以蔽之，它强调根，强调来自灵魂的原始的活生生的切身感受、感觉⑤。 在我看来，草根性提法，涵盖了世纪之交以来某些诗歌本相，推进了某种诗歌流向的发展，是颇具本土维度、积极健康的诗歌力量。但某些内涵和外延的扩展，似乎使概念有点“法力无边”，仿佛要把当下诗歌所欠缺的东西包拢过来，把诗学上所有重要的基质都给涵盖，以至于溢成更大范围的“泛指”。例如少君特别强调个人的原创性：“草根性实际上是指从自己的土地上、土壤里自然地生长出来，具有鲜活生命力的东西。草根性同时还是很个人化的东西，个性气质一样的东西。是一种原创性的东西。”⑥ “所谓‘草根性’，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指一种自由、自发、自然的源于个人切身经验感受的原创性写作。”⑦ 毋庸置疑，一切艺术的生命都建立在原创性上，这是大家都知道的。有没有必要在特指性概念上，一直大力灌注“原创”这样通用的指令呢？由于“原创”与“个人化”的扩散，容易模糊特指性。而特指性的模糊，概念就显得不那么“专一”——让人对概念的规定也就不那么心悦诚服了。再说，作为前所未有的“打工”诗潮，它积淀下来的众多新鲜经验，不知为何较难进入草根性的“法眼”，凝成细密“纹理”呢？这让我感到有些奇怪。须知打工诗歌的底层体验、经验，它的精神胎记、它的民间、它的泥土、它的顽韧，恰恰非常符合草根的特质。 如果概念的建立和开发，松懈了它的特指性，就方便为商榷提供空隙。固然有时人们需要做较大的“指向”而好包容，但若果强调过头，反而容易掩盖它独一无二的“条形码”。与其做扩大性处理，不如回到更为严密的“识别”标记上。换句话说，从草根的原始义源出发，环绕它的特指性，也就是不要轻易将草根固有、特有的底层、泥土、民间色彩祛除。所以，笔者更愿意把草根性“化解”为具体的“参数”来考量，比如直取自然的“在地”性，根系泥土的原在生命冲动，真切的民间底层经验、伦理关怀，以及汉语原声带的采撷。诸如此类的“纹理”整理，是否有助于我们避开一股脑儿的大概念——中国性、本土性、原创性、民族性的集结，而切分成共享的草根诗写“年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