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几年来，问难与质疑中国新诗的人越来越多，其中不少人是为新诗的发展、为古老中国诗骚传统的断裂心存忧虑。这种问难、担忧从“五四”白话新诗运动开始到现在就没有间断过。近年来随着“国学热”的高涨、现代旧体诗潮的复兴，对新诗的质疑之声越来越强烈，其中不乏从事新诗创作的诗人或研究新诗的学者。他们对“五四”以来的新诗观念与创作实践，也明确表示了批判性反思。最有代表性的是郑敏先生，继1993年发表《世纪末的回顾：汉语语言变革与中国新诗创作》（《文学评论》1993年第3期）之后，近来又发表文章认为：新诗面对的问题就是“彻底放弃了两千多年形成的古典散文与诗词的文学语言”；“诗歌失去了自己的语言，如同灵魂失去肉体，所以‘五四’以来新诗所面临的最基本的问题就是：诗魂何处投胎？”（《新诗面对的问题》，《文艺研究》2009年第3期）这位上世纪40年代的先锋诗人对“五四”以来新诗的批判性反思，正如“五四”时期一批从事传统国学研究的学者教授带头向传统文学发难一样，给人釜底抽薪的感觉。年轻一代学者与郑敏先生观点相似者大有人在。这里我们选择邓程在其博士论文基础上修改完成的著作《新诗的出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以下引文凡出自该著者均只标注页码）来讨论，期望能进一步深入探讨中国新诗面临的问题，为中国新诗的走向共同把脉问路。 一、“实”与“虚”并非新旧诗歌的区别 邓程博士认为，新诗“由于对西方诗的盲目崇拜，又使新诗理性化与神秘主义化，从而断裂了与传统的联系，这又使新诗道路越走越窄”（见“内容提要”）。他说他的论文“就是要探索因离弃古典而走向狭窄、粗陋的新诗的出路”①。他对中国新诗出路的探讨有自己独到的创见，论述具有鲜明的特色。比如，他把新诗置于古代诗歌理论与诗歌历史的比较中解剖，体现出对古代文学知识的充分利用；在中西哲学的背景中追溯古今中外诗歌特征的源流与蜕变，显示出较为开阔的学术视野，以及不墨守成规对传统经典论断的质疑与反思的创新精神等，这些都是值得肯定的。本文主要就其论著提出的问题或存在的问题做一些辩论与反思。 面对中国新诗，人们往往把它与中国古代诗歌的辉煌历史业绩对比。中国古代文学宝库中最为精致的艺术、最为悠久的传统就是诗歌。在人们的心目中，唐诗宋词就是古代文化的精华，唐诗宋词的传统通过一代代传播、阐释，不断得到丰富与建构。以叙事为主的中国小说、戏剧，只是到了元代以后才开始发展，西方文学资源对中国现代小说、戏剧的影响并没有受到过多的质疑。中国古代散文的历史背景与资源同样深厚丰富，只是现代散文的概念接受西方的影响，从“五四”起确立了现代美文的方向，与驳杂宽泛的古文区别了开来。唯有新诗所受的指责最多，被认为是背离了中国最值得骄傲于世的古代经典诗歌的正道，把西方自由体诗歌作为范本，使中国诗歌出现了与传统的断裂，开始走了下坡路。在当前全球化语境下，强调民族文化传统与本土经验的思潮又一次把对新诗的批评与反省推到了学术讨论的前沿。 古代诗歌的诗学规范这一历史标杆似乎时刻都在有形或无形地度量着新诗之短长，“以古视今”成了探讨中国新诗的一个常见法则。邓著就是在这样一种思维中展开论证的。他用几组对立的概念对中国诗歌观念、诗歌历史、中西诗歌异同作了界定。第一章的标题为“实与虚”，该章分为两个小节，分别从“抽象与具象”（抽象为虚，具象为实）、“有我与无我”（有“我”为实，无“我”为虚）来对应阐述“实与虚”的诗歌形态特征。在确定了这样一个概念的对立逻辑结构后，这一部分内容就成了求证中国现当代诗学与诗歌是如何在西方诗学影响下选择了一条脱“虚”趋“实”的诗歌道路的；而在他看来，不论是现实主义诗人，还是浪漫主义诗人，甚至现代派诗人都没有超越“写实”的路子。他认为，中国新诗浪漫主义体现的是与现实主义的结合，象征主义也兼具理性和神秘性，总体上呈现现实主义的特点（第64页）。他分析周作人的象征主义作品《小河》的“融情入理”，认为“这理实际上是个性解放的要求，显然还是现实主义的路数”（第65页），“一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诗歌创作的指导思想（指现实主义）一直未变”（该著作对新时期以来的诗歌历史与现状阐述很少）。把新诗的历史描述为现实主义的写实历史，这是与近百年中国新诗多元复杂形态的历史不相符的。古今中外诗歌中现实主义的写实作品也是存在着大量经典的。他认为，中国现代诗学与中国新诗实践一开始就选择了西方写实主义的传统，导致了与中国古代诗歌以“虚”为美这一传统的背离。以“虚”为美、脱“实”向“虚”大概就是他认为的中国新诗的出路之一。这一观点与郑敏先生为中国新诗开出的药方相类似。后者在《新诗面对的问题》一文中认为：“我希望诗要避免冗长的叙事和如实的描写，尽量留给读者想象的空间。诗的艺术在于以‘实’暗示‘虚’，以‘虚’打开想象中玄远的空间，使读者读后仍在不停地体会诗中深藏的寓意。”那么中国诗歌传统是否就只是以“虚”为美？新诗的历史是否就是趋“实”脱“虚”的历史？新诗的出路是否就在脱“实”向“虚”呢？ 邓著所论的“抽象”与“无我”是体现“虚”的两个中心范畴。他认为，中国古代诗歌中也存在一个写实的传统：“中国诗歌自先秦至唐代，本来已经发生了由具体向抽象转化的过程，或者更准确地说，是由实而虚的过程。”（第7页）为了证明这样一个由“实”到“虚”的诗歌演变历史，他认为《诗经》是写实的，其中有一些作品“虽有比与兴，但重心仍在‘实’，而且句式也是散文的句式。《楚辞》就更不用说了，即完全是直抒胸臆的作品。至于《九歌》中富有神话色彩的篇章，也都是用写实的手法来描写的”（第7页）。他把现实主义的精神特征与具体手法常常混为一谈。由于在概念上的含混，他把屈原与李白的诗歌都排除在浪漫主义诗歌之外（第120—121页）。他认为中国诗歌进入唐代，即进入一个新的天地。“在唐诗中，虚实相生，虚实平衡，产生一大批完美之作。”（第10页）“宋词在唐诗的基础上进一步虚化了，这正是宋词区别于唐诗的一个重要特征。”（第18页）因此诗与词的分界，就是由“质实”向“清空”的转变。他把时间、地点、情节、人物作为写实因素（第7页），认为宋词在这一些方面都虚化了、消失了。我们要问，邓著中讨论的唐诗“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王维《鸟鸣涧》）中的“人”，与宋词“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李清照《醉花阴》）中的“人”，在虚指意义上究竟有何区别？后者更多抒情主人公的确定性因素，表达的是其在重阳佳节孤苦悲凉的心情，而前者中的“人”更加不确定。再说时间和空间，在这首宋词里也是确定的：“薄雾浓云愁永昼，瑞脑销金兽。佳节又重阳，玉枕纱厨，半夜凉初透。”这上半阙写的是佳节重阳从白天到半夜，无尽的愁思；“瑞脑销金兽”（香炉里的龙脑香也在慢慢烧完）与“玉枕纱厨”（半夜里独守空阁，玉枕纱帐更凉透心里），更是细致入微的实景描绘。下阙又从黄昏写起，“东篱把酒黄昏后，有暗香盈袖”。正待“销魂”时，忽然“帘卷西风”，顿时更感孤独冷漠：“人比黄花瘦”。可谓人物、时间、地点、情节都有，显然是不符合他的“虚境”之说了。我们看唐诗，“虚境”之作比比皆是。如“移舟泊烟渚，日暮客愁新。野旷天低树，江清月近人”（孟浩然《宿建德江》），后面两句，显然不是什么“质实”，而是舟中游子的心理感觉，因为思乡远望，只觉得地平线上树比天还高，江中月影比平常离人更近。再看一首叙事性较强的唐诗：“寥落古行宫，宫花寂寞红。白头宫女在，闲坐说玄宗。”（元稹《行宫》）看似实写的昔日皇宫的衰败寥落，有人物、时间、地点、场景，其实内含的是诗人对江山易代、兴衰轮回的人世沧桑的感叹。不仅用简单划一的“实”与“虚”来概括古代诗歌复杂的历史嬗变不合适，而且用“写实”对近百年的新诗诗学与实践做概括也显得牵强附会。与传统诗歌最具有异质性区别的是接受了西方现代主义思潮影响的现代主义诗歌。20世纪20年代开始的象征主义诗潮，“表现了与现实主义、浪漫主义诗歌迥然不同的艺术作风。它们以更注重或暗示或烘托的较为隐蓄的传达方式，代替了陈述式和喷发式的抒情模式，不同程度地或追求意象，或注重象征，或模糊了文字意义而隐曲地传达意境”，表达了对浪漫主义直抒情怀与现实主义直写现实的超越②。30年代现代派诗人倡导的“纯诗化”诗潮，把诗歌的朦胧神秘之美、象征暗示之美作为审美原则；40年代的九叶诗人主张的“现实、象征、玄学的综合”，把中国新诗导向的都不是一条以写实为主的道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