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乡村命运的深切关注，是朱山坡小说创作的核心所在。在城乡的交错地带构造独特的想象空间，其矛盾丛生的、异质混融的空间结构为叙事带来了多样的审美可能性。朱山坡有这样的表述：“我对高州有复杂的感情。一边是广西的米庄，一边是广东的高州城，落后地区和发达地区的交接处是一个使人着迷的地方，总会有很有意思的东西等待我的挖掘。我试图把一座村庄和一座城市建立某种联系，让它们产生冲突和戏剧性。高州之于米庄，米庄之于高州，在时空上有时很近，有时却很远；里面存在着主从和支配关系，有时关系紧张，有时关系缓和，有时关系是物质的，有时关系是精神的，纠缠不清。”① 乡村与城市、落后与发达、精神与物质的交互冲撞，在他的笔下编织成一幅幅斑斓的画面。高州的强势渗透与米庄的被动应对，使乡村在步步退缩中成为一种附庸。高州既给米庄带来了机会，也通过对乡村沉睡的欲望的激活而催生了幻灭的痛苦和灾难。“高州贩子带来了改革开放”（《米河上面挂灯笼》），高州——这个鱼龙混杂的空间既生长着活力和希望，也为懵懂的米庄人准备好了代价和陷阱，“所有的一切高州城都已经为我们准备好了”（《高速公路上的父亲》）。 在朱山坡的多数作品中，都会出现“高州贩子”的身影，像大耳强、香港脚、高州人贩子等等，这些外来者打破了偏僻乡村在长期封闭中的平衡状态。他们揣着金钱收购乡村的芭蕉、灯笼椒等农副产品，但其唯利是图、奸诈成性、背信弃义的作风，以异质的冲击瓦解村民古朴善良的生存法则，撼动乡村的道德秩序。《山东马》中的阙三兄弟想当然地认为“高州佬”偷走了他们的老水牛，于是就从一群迷路的精神病人中挑选了一个身材魁梧的“山东马”，将他关在牛栏里，用鞭子逼他拉犁拉车。意味深长的是，这种偏执的、非人化的、充满怨恨的报复与反抗，如同飞蛾扑火一样，在毁灭的冲动中自取灭亡，除了播种仇恨，并没有改变现实中不公不义的一面。《米河上面挂灯笼》的阙大胖面对阙三兄弟的讹诈，欺软怕硬的他在屈辱中将怒火转移到无辜的阙鸿禧的头上，杀死了他全家九口人。在阙大胖潜在的冲动中，闪现着“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平均主义吁求，曾经和他一样饱受歧视的阙鸿禧因为有五个在深圳的女儿而扬眉吐气，这种再没有分享艰难的同伴的被抛掷感，成了压垮阙大胖的最后一根稻草。作者在不无隐喻色彩的书写中，与五四以来的国民性批判传统有了模糊的呼应。不无遗憾的是，作者对于底层小人物的悲剧的难以抑制的同情，逐渐冲淡甚至淹没了潜存于文本深处的人性反思与批判理性。朱山坡试图从城乡交错地带切入，挖掘乡村在面对以城市为核心的价值观念的压迫性侵入时的挣扎与阵痛，但是，其内在的复杂性还是被先设的戏剧化的二元结构所遮蔽，散落于字里行间的“缺德的高州人”，“高州佬就是霸道，和他们永远没有公平的交易”，“高州贩子坏得很”，作品的叙述并没有与这些米庄人情绪化的言论所营造的氛围保持足够的距离。当作品叙述所呈现的复杂性不足以摆脱外在框架的束缚时，高州就似乎应该为米庄的衰落承担责任？ 朱山坡说：“农村是我的乡土，是我心灵的故乡，是文学的草根，是底层人物最集中的地方，在那里可以看到很多触目惊心和使灵魂震颤的现实，那里繁衍着我们这个时代的原生态。一个作家决不会放弃能使自己的灵魂发生里氏9级地震的题材，因为它会让你的写作变得神圣、亢奋、快感和无坚不摧。”② 正因为急剧转变的边地乡村社会失去方向的震荡，在作家的笔下呈现为具有强烈的戏剧性的场面。《米河上面挂灯笼》的叙事背景是近年乡村基层政府惯用的把戏，总是通过推广规模种植来炮制形象工程，什么好卖时就大规模地种什么，结果往往是上演了一出出物贱伤农的闹剧。这篇作品展现的是一个老实巴交的农民阙大胖从希望到幻灭的过程，割掉了正在吐穗的水稻，栽上椒苗，从而“获得了和别人一起憧憬未来的资格”，期望“不再当猪郎公”以重建卑微的尊严，但膨胀的希望反而成了他跌落深渊的强力推手。《我的叔叔于力》的主人公从乡村的抬棺人变成高州城医院里的背尸人，他和一个捡来的女精神病人生了儿子，为她治好病后却被其丈夫领回了上海。《躺在表妹身边的男人》中坐卧铺汽车回老家的表妹因反抗嫖客调戏而跳下高楼，失去了一条腿，想不到躺在她身边铺位上沉睡的男人居然是一具累死了的农民工的尸体。中篇小说《感谢何其大》表现一个出身米庄的越战英雄何唐山逐渐坠入生活虎口的戏剧人生。朱山坡的这些作品让我联想到莫言的一些作品，以泥沙俱下、一气呵成的语流横冲直撞，纷繁复杂的信息碎片犹如在波澜中沉浮的枯枝败叶，而那些卑微的底层面孔犹如狂风中明灭的灯火，闪烁不定，暧昧不明，像连环炮一样试图激活五色目盲、五音耳聋的人们已经麻木的神经，通过反抗艺术成规的束缚，在现实与审美的包围中杀出一条小说的生路，用凌厉的、彪悍的、野性的冲击力来扫除弥漫文坛的闲适、奢靡、慵懒、颓废的小资情调和消费趣味。铆足了劲的朱山坡颇有奋不顾身的意味，这种戏剧性有时难免过火，在不辨方向的突围中陷入自己构造的迷魂阵，在呈现复杂性、悖论性的叩问中无所适从，在马不停蹄的奔突中被“前方”的诱惑所操控。也就是说，朱山坡还缺乏莫言驾驭情感、文字的气度与力度，就像骑着烈马的骑手一样，驾轻就熟的掌控能够带来奔腾的自由；另一方面，当没有驯服的烈马尥蹶子时，也能把骑手掀翻在地。过度追求情节的曲折离奇，容易使作品在夸张中失真，密集的行动与琐碎的对话也容易使人物的性格呈现出平面化的特征，叙述静不下来，节奏失控。《我的叔叔于力》中高州火车站芭蕉堆积如山等情节，与《米河上面挂灯笼》灯笼椒滞销的情景异曲同工。而于力从高州捡回一个女精神病人做妻子的情节也与《山东马》中阙三兄弟捡回一个精神病人当“人头马”亦有雷同之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