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王蒙自传》第二卷“大块文章”中有“难忘的1984”一节，写到王蒙的孩子身患抑郁症，“一旦发病，世界立马变得灰蒙蒙的”。孩子的遭遇，让父亲震惊： 我们都有弱点。而你面对的是自己的不知来自何处不知去向何方的孤独无靠的灵魂，你面对的是一只突然失去了罗盘失去了海图的小船，和小船四周的无边的黯淡的大海、波涛、风浪、雷电……你面对的是现实的、肉身的与想象的、情感的、欲望的、动荡的与梦幻无定所的精神……你觉得自己不行，自己无力，自己看不见也听不清，一切都沉堕在阴影里。 为使孩子摆脱病苦的折磨，王蒙仔细地回想，他有生以来究竟“经历了哪些压抑，哪些刺激，哪些折磨”。当孩子的病情好转了，“突然一个想法进入我的脑海，我应该以我童年时代的经验为基础写一部长篇小说”，“这就是《活动变人形》的酝酿和诞生”。 《活动变人形》在王蒙当年众多作品中，也许不是反响最热烈、最受推崇的，但却是最具有真实意味的小说。其中的道理，正像作家所言：“我终于从‘文革’结束，世道大变的激动中渐渐冷静了下来。我不能老是靠历史大兴奋度日。当兴奋渐渐褪色的时候，真正的刻骨铭心才会开始显现出来”。作家说“感谢时代”，但实际上，“世道”和“历史”的变动不拘始终没有停歇，至今还在继续；而对孩子感同身受的体察，使作家获得了写作灵感。孩子的症状及其病理解决方案，突然具有一种普适性的含义，为摆脱“不知来自何处去向何方的孤独”，为使社会激变中的个人不至于像一只“突然失去了罗盘失去了海图的小船”，在一片虚无中“沉堕在阴影里”，作家转向个人的生活史和精神史，追寻自己的来历，界定自己的身份。当作家从题材的时尚风潮中抽身而退，这是最顺乎自然的一种文学选择。 二 《活动变人形》是《王蒙自传》的写作先兆。尽管作家特别说明，“倪吾诚自杀的情节并非父亲的亲历”，但他承认，童年生活中那些“最最沉重的经验我写到《活动变人形》里边去了”。80年代有一种流行的看法，新时期文学续上了五四新文化的流脉，换句话说，也就是现代社会的这两个端口才是思想启蒙和人性解放的黄金时代。但是如果读了《活动变人形》，读“后新时期”或“新世纪”的《王蒙自传》就会发现，从作家切身经历的角度，这里具有一个明显的误差。新时期，王蒙出版的长篇小说《青春万岁》（写于1953年）中的“新”，还有50年代《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中那些单纯热情的“阳光少年”，显然把“新”赋予了新中国诞生后的生活，而非此前的生活，特别是深受五四新文化潮流影响的父母所缔造的、作家童年的家庭生活。由于有过去的生活为反衬的底子，在《青春万岁》、《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和《小豆儿》等作品中，作家对新中国的一往情深，更主要表现在王蒙认为它“应该是怎样的”，它应该是全新的，生机勃勃，拒绝“灰色人生”的。因此，当小说主人公林震敏感地察觉，像刘世吾这样的干部，尽管很有经验和能力，但性格深处有一种惰性，带有旧时代的颓废色彩，即便它们淡得几乎不着痕迹、无碍大局，仅仅“散布在咱们工作的成绩里边，就像灰尘散布在美好的空气中，你嗅得出来，但抓不住”，也在必须清除之列。这种对于生活纯而又纯的追求，是作家对以往不堪入目的生活的一种强烈的心理反弹，特别像《青春万岁》这样的长篇小说，抒情描写一泻千里，布满了富于诗意的想象和憧憬，却也能从一个侧面，映现出年轻的“诗人”背弃“旧生活”的决绝身姿。 《王蒙自传》通过大量形象的描写，把“旧时代”、“新中国”、“新时期”和“新世纪”的历史勾连起来，把这一段“断裂”的历史又重新拼接起来。在他眼里，并非启蒙观念降临，中国的事就一通百通、一好百好；倘若其中遭遇一些阻力和挫折，便是历史的断裂和历史的不可理喻。实际上，从作家的成长史看，这是一段一切都事出有因、环环相扣、延绵不断的历史，观念与现实在本土的现代化进程中并没有断裂，而是与过去那种一厢情愿的宏大叙事相比，大大地错位了。不由人不怀疑启蒙运动当初对于“人”的承诺。王蒙以自己童年的经历说明，生活给那些轻信启蒙、轻言个性解放的人开了一个巨大的、近乎残忍的玩笑。 王蒙的父母曾经是深受五四时代观念影响的知识青年，应该说，在进化论的知识背景下，他们也属于当时社会的先进青年。但是这样的人生模式只能表现在书本里，所谓“人生识字糊涂始”；一旦进入日常生活，便极大地破灭了，而且尽是让童年的王蒙感到“毛骨悚然”的场面： 父亲下午醉醺醺地回来。父亲几天没有回家，母亲锁住了他住的北屋，父亲回来后进不了房间，大怒，发力，将一扇门拉倒，进了房间。父亲去厕所，母亲闪电般地进入北屋，对父亲的衣服搜查，拿出全部——似乎也很有限——钱财。父亲与母亲吵闹，大打出手，姨妈（我们通常称之为二姨）顺手拿起了煤球炉上坐着的一锅沸腾着的绿豆汤，向父亲泼去……而另一回当三个女人一起向父亲冲去的时候，父亲的最后一招是真正南皮潞灌龙堂的土特产：脱下裤子…… 这样写自己的父母，以私人生活见证时代和历史的悲剧，在一个“孝感天下”的国度，的确让人感到十分的难堪与无情。但是对此，作家抱着“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的决心：“我必须说到从旧中国到新世纪，中国人过的是什么样的生活。不论我个人背负着怎样的罪孽，怎样的羞耻和苦痛，我必须诚实和庄严地面对与说出。”自然，这种义正词严在王蒙写作中并不多见，更常见的是一种辛辣的讽刺。对此，王蒙自有王蒙的幽默，第一卷《半生多事》“如同梦魇”一节，对母亲晚年的回忆便是一个生动的例子： 母亲晚年常常叹息：“你看人家冰心、宋庆龄这一辈子！你们看我这一辈子。干脆吗也不知道就好了，我知道了一点了，但是我什么也做不到！我这一辈子没有一点高兴，没有一点安慰，没有一点幸福！为什么我要这样过一辈子啊！” 我不明白她为什么要与冰心与宋庆龄比。我更不明白，为什么我断定她不应该不可以与冰心、宋庆龄比。 无论义正词严，还是王蒙的幽默，《王蒙自传》都使读者对作家的写作历程加深了了解，从《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布礼》、《杂色》，直到《青狐》，形成一条连贯有机的线索。这条线索比较复杂，也许不是一两个概念便可以囊括、一两句话就能说清楚。但可以肯定一点，他的写作恰恰不是对新文学的“断裂”，反而使当代文学从另一个角度，与鲁迅的《坟》中《娜拉走后怎样》、张爱玲的《金锁记》，甚至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都续上了流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