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概念之同 “二周”思想发展、政治主张、文学观念、文体风格和人生道路的异同，作为中国现代文学核心问题之一，长期以来吸引着许多人的注意。此核心问题的特点是带着谜一样的外表，既拒绝任何一言以蔽之的阐述的冲动，又小叩而大鸣，常给认真的探索以超乎意想之外的馈赠。 本文讨论的范围限于“二周”杂文，聚焦语言形式，但也兼及思想和思想方法。 先从两人对杂文的认识谈起。 周作人关于“中国新散文”，不同时期论述有别，但他后来不再试图对一生所写各类题材和体裁的文字（文艺批评、随想录、驳论、记事怀人之作、抒情小品、纯粹议论和述学之作以及序跋、笔记、札记、书信乃至旧诗）作“美文”与非“美文”、“大品”与“小品”、“随笔”与“论文”之分，而是自命“杂家”，视所有文章为一个整体，统称之曰“杂文”。 《立春以前·杂文的路》（1945年）发挥此意甚详：杂文者非正式之古文，其特色在于文章不必正宗，思想不必正统，总以合于情理为准……文体思想很夹杂的是杂文。 说的是“古文”中的“杂文”；至于现代杂文，他认为也可用一个“杂”字来概括： 假如我们现今的思想里有一点杨墨分子，加上老庄申韩的分子，贯穿起来就是儒家人生观的基本，再加些佛教的大乘精神，这也是很好的，此外又有现代科学的知识，因了新教育而注入，本是当然的事，而且借他来搅拌一下，使全盘滋味停匀，更有很好的影响……思想杂可以对治执一的病，杂里边却自有其统一，与思想的乱全是两回事。 相应地，现代杂文的语言形式则表现为“一种夹杂 的语文”： 杂文的文章的要点，正如在思想方面一样，也宜于杂……并无一定形式，结果变成一种夹杂的语文，亦文亦白，不文不白，算是贬词固可，说是褒词亦无不可，他的真相本来就是如此。现今写文章的人好歹只能利用这种文体，至少不可嫌他杂，最好还希望能够发挥他的杂…… 周作人有时称自编文集中相互联系并占据主要篇幅的系列文章为“本文”，此外编入的为“杂文”。这种与“本文”相对的狭义的“杂文”① 和《杂文的路》所谓“并无一定形式”的广义“杂文”，是两回事。 也有人单称周作人早期论战性文字为“杂文”（对事的《谈虎集》和一度准备出版但并未实行的更多对人的《真谈虎集》），周作人自己偶尔也这么说，比如《苦茶随笔》“后记”称该书“太积极”，读书笔记只占三分之一，“讽刺牢骚的杂文却有三十篇以上”。但《杂文的路》显然超越了这种狭义的“杂文”概念。 “杂文”有时略当于《秉烛后谈·自己所能做的》所谓“笔记”。但“笔记”容易使人想到古人的“笔记”，且多是“关于一种书的”书评，没有“杂文”的广泛适应性。 《杂文的路》所谓“杂文”，指“以能用汉字写成为度”而思想文章都很杂的一切“白话文”。周作人晚年还说，“阅《看云集》，觉所为杂文虽尚有做作，却亦颇佳，垂老自夸，亦可笑也”②。周作人在1960年代初称1928年至1931年所作《看云集》为“杂文”，可见广义的“杂文”实在涵盖了他的全部著述。 “杂文”既然“并无一定形式”，写法也就无所不包，可以是当代文艺批评（后来很少再写）、简单回忆经历记录遭遇或一时感想的“随想录”（五四以后偶一为之）、短兵相接的驳论（后来越写越委婉）、怀人之作（晚年干脆联络一气而成为《知堂回想录》）以及叙事抒情的散文随笔、议论和述学之作，所采取的体裁形式有序跋、书信、随笔小文、“近于前人所作的笔记”、记录读书心得的“文抄公”式摘录与略事评点的学术札记、少量的长篇论文。这些都包含在“杂文”中。 “美文”（1921年）和“杂文”（1945年）是周作人自创的一头一尾的散文概念，论文、杂感、随笔、小品、笔记则是先经“他人为之”再由他加以改造并最终超越而过的概念。总概念“杂文”一出，美文、论文、杂感、随笔、小品、笔记诸名称都成为分支性、过渡性和借鉴性的次要概念。 若将周氏散文定于一体，唯“杂文”足以当之。 “杂文者，杂文也”，它在概念上自足，可以包含、兼容其他概念；解散开来，又可化为那些分支性过渡性借鉴性概念，所以显得“并无一定形式”。“并无一定形式”是消极立言，积极地说，是包括一切形式。 这样一来，就像“美文”一样，“杂文”也要被超越。周作人并不一直称其全部文章为“杂文”。“杂文”与其说是一种“命名”，不如说也是“废名”，是取消一切命名企图的那种悖论式命名，目的是要把中国文章从具体体裁形式中解放出来，回归本来面貌，有点接近章太炎的“文”的概念，即不成句读的账目表簿之外凡笔之于书的一切文章的总和。 周作人在《杂文的路》中借尤西堂《艮斋续说》一则故事说明“杂文”灵感的获得： “西京一僧院后有竹园甚盛，士大夫多游集其间，文潞公亦访焉，大爱之。僧因具榜乞命名，公欣然许之，数月无耗，僧屡往请，则曰，吾为尔思一佳名未得，姑少待。逾半载，方送榜还，题曰竹轩。妙哉题名，只合如此，使他人为之，则绿筠潇碧为此君上尊号者多矣。”我们现在也正是这样，上下古今的谈了一回之后，还是回过来说，杂文者，杂文也，虽然有点可笑，道理却是不错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