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3909（2009）12－0115－05 鲁迅与绝望，是一个众所周知的话题。但学界谈到鲁迅的绝望，受《〈呐喊〉自序》等自述性文章的影响，多指向日本时期弃医从文的挫折，并以北京绍兴会馆的六年为其标志。其实在笔者看来，鲁迅的一生经历过两次绝望：一次如上所述，开始于日本时期，以北京绍兴会馆六年的沉默为标志；一次形成于《新青年》解体，以1923年的沉默为标志。对于鲁迅的第二次绝望，笔者已有专文论述[1]，本文基于对鲁迅第二次绝望的发掘，回顾和重新梳理鲁迅的第一次绝望，意在把它放到鲁迅整体的精神结构和心路历程中来重新把握，连接起两次绝望的内在逻辑线索，并就其对于鲁迅的意义作出新的评判。 一 1909年，鲁迅提前中断了留学生活回国，广采博收、激扬文字的日本时期结束了。从是年回国到他发表《狂人日记》的1918年，约十年时间，鲁迅在国内辗转于杭州、绍兴、南京和北京，经历了从教员、中学堂监督到教育部官员的频繁转换的生涯，其间1912至1918六年，鲁迅只身寄居于北京的绍兴会馆，这就是我们所熟知的“寂寞”的S会馆时期。这十年，与他频繁转换的生活轨迹相比，笔述生涯则暂显停顿，比较于其前的慷慨激昂的日本时期和其后的“一发而不可收”的五四时期，显然独自构成了一个“心声”隐默的十年。《鲁迅全集》所收这期间所著文字，仅见1912年的《〈越铎〉出世辞》、《辛亥游录》、《怀旧》，1913年的《儗播布美术意见书》，另有1915年一篇、1916年一篇、1917年四篇、1918年两篇，除了1916年者为文牍“签注”，其它皆为据手稿编入的短篇金石、文献考订手记，写作月日不详。通观这些文字，1915至1918年者多为学术札记，是作者思想论战和文学创作之外的学术研究及个人爱好的文字遗留；1913年的一篇为发表于教育部部刊的带有行政呈文性质的文章；1912年之《辛亥游录》是日记性质的生物考察的记录，署名“会稽周建人乔峰”，《〈越铎〉出世辞》为《越铎日报》创刊绪言，《怀旧》为文言小说。显然，这些大约都不能算是所谓“迫切而不能已于言的”[2](P419)、主动积极的文字。因而可以说，无论从文章篇数还是性质上，言说者鲁迅的确进入了一个沉默时期。细加辨别，其中较能见出思想状态及其价值的文章主要为1912年的《〈越铎〉出世辞》、《怀旧》和1913年的《儗播布美术意见书》，并且整个看来，1912至1918年，此类文章呈逐年减少趋势。文章的减少与事务的繁忙或有关联，但对于以“心声”为“志业”的鲁迅，“心声”之消失该与心情（“内曜”之状况）有关。 无论对于人生还是社会，十年都不算短。揪心于中国之命运的鲁迅，即使在隐默状态中，也应有伴随近代中国的“仓惶变革”而波动的心情和思想的曲线。就是说，所谓隐默，对于鲁迅并非完全静止的状态，也经历了一个过程。这十年是急剧变革的十年，中国经历了辛亥革命、中华民国建立、袁世凯篡权、护法运动、二次革命及其失败、袁世凯称帝及其倾覆以及围绕它的种种闹剧、北洋军阀统治和张勋复辟等一系列大事，应该说是历史上的中国近代变革达到最高峰又开始急剧回落的关键时期。辛亥革命爆发并迅速胜利的1911年，鲁迅刚辞去在绍兴府中学堂的教职，此时的他已三十一岁，是他回国的第三年。鲁迅对辛亥革命的态度是复杂的。通过前文对鲁迅五篇文言论文的分析我们知道，日本时期的青年鲁迅，已经对民族救亡形成了自己的“立人”思路，“立人”思路形成于围绕中国之前途而激烈纷争的言论背景——主要是反清革命派和立宪保皇派之间的论战，在现实的政治立场上，应该说鲁迅偏向于前者，这从鲁迅与章太炎及同乡革命党的关系可以看到。但是，青年鲁迅的“立人”主张在对洋务派和立宪派进行批判的同时，其“重个人”而“张精神”的思路，对于当时注重行动而忽视思想启蒙的革命派也应是一个批判性的超越。因而，由革命派领导的辛亥革命的成功，对于鲁迅其含义是复杂的：一者，从他的“立人”设计看，辛亥革命大概不是他理想中的革命；二者，辛亥革命颠覆满清的实际成效对于“立人”设计陷入困境中的鲁迅来说，无疑也是一次社会变革的巨大契机。因此，身在绍兴的鲁迅，听到辛亥革命成功的消息，反应还是颇为积极的。 鲁迅此时期的文字，较能见出其思想状况者，为《〈越铎〉出世辞》。《越铎》创办于1912年1月3日，为辛亥革命后创办的先进报纸，受到革命后接管绍兴的都督王金发的资助，得到鲁迅的大力协助，此篇为鲁迅应邀而写的创刊词。既为《越铎》立辞，自然立足于绍兴，而视野则在整个民族的兴衰。开篇从绍兴历史人文入手，赞颂“于越”自古地灵人杰，这和早期五篇论文一样，注重人文传统的梳理。然而，“世俗递降，精气播迁，则渐专实利而轻思理，乐安谧而远武术，鸷夷乘之，爰忽颠陨，全发之士，系踵蹈渊，而黄神啸吟，民不再振。辫发胡服之虏，旃裘引弓之民，翔步于无余之旧疆者二百余年矣。”[3](P39)文言语式，直接承接了日本时期的文风，“黄神啸吟”一语，早见于1903年之《中国地质略论》和1908年之《破恶声论》，“实利”和“思理”（“神思”、“精神”等）的对举，亦承接了五篇文言论文的思路。显然，“鸷夷”、“辫发胡服之虏，旃裘引弓之民”和“索虏”皆指辛亥革命推翻的满清，鲁迅的表述说明，他之对于对辛亥革命推翻满清统治，是大快于心的，这正符合鲁迅青年时期强烈的民族情结。文章申发创刊原委：“爰立斯报，就商同胞，举文宣意，以翼治化。纾自由之言议，尽个人之天权，促共和之进行，尺政治之得失，发社会之蒙覆，振勇毅之精神。……而吾人公民之责，亦借以尽其什一。”[3](P39－40)值得注意的是，这段话中的“自由”、“共和”、“天权”及“公民”等等，都属启蒙主义的政治观念，曾经是鲁迅站在1 9世纪末个人主义立场试图加以超越的对象，但在这里，成为其直接倡导的关键语词。个中原因，笔者认为不是鲁迅思想的一种退步，而可能在于：其一，鲁迅起初并非站到启蒙主义的对立面，他援引施蒂纳等对启蒙主义诸观念的批判，既有学理层面，亦有对现实的针砭；其二，这些都是辛亥革命的口号及目标，鲁迅的运用是对这些观念的实践层面的肯定。但不管怎么说，鲁迅此处对启蒙主义政治观念的充分肯定，与他几年前在日本的批判与主张确实有一些距离，我觉得，在《〈越铎〉出世辞》中，鲁迅并没有把自己的所有见解和盘托出，换言之，鲁迅面对现实在实践层面对辛亥革命诸观念的呼应，并没有触及他心中对中国革命的真正设想。如果是这样，则辛亥革命对于鲁迅，是他在理念上并非完全认同但却因带来巨大的实际成效而被他视为中国变革的巨大契机的一次革命，因而，他在现实行动中充分认同的同时，在心中一定有着自己的距离感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