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7.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9142（2009）05－0097－05 一 中国新诗自诞生之日起，就无可避免地置身于中国古典诗歌和西方现代诗歌“两大传统的阴影”（黄灿然语）之中。在看待新诗与古典诗歌的关系问题上，大致有三种观点和态度：一种观点认为，新诗对古典诗歌造成了“断裂”，“和传统及历史相呼应的品质在新诗创作中消失了……是新诗显得单薄、落寞、无传统支撑的原因”，而那场催生了新诗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也被视为一次“对母语的弑母行为”①；另一种观点刚好与此相对，论者提出，“从现代性的角度看，新诗的诞生不是反叛古典诗歌的必然结果，而是在中西文化冲突中不断拓展的一个新的审美空间自身发展的必然结果”②；还有一种观点持调和论，主张新诗与古典诗歌之间具有某种共通性，研究者甚至从具体的元素如词汇、句法、意象乃至情调入手，看到了新诗在某些方面对古典诗歌的“继承与改造”③。 实际上，迄今为止包括上述观点在内的众多关于新诗的论述，无论是思潮、流派的梳理，还是对诗人、作品的探究，一个很重要的主旨就是围绕新诗的“合法性”进行辨析。研究者力图在与古典诗歌、西方现代诗歌的区分中廓清新诗自身的边界，他们从不同的侧面和层次，勉力勾画新诗发生、发展的曲折历程，寻索新诗之为新诗的“特质”。在这样的勾画和寻索过程中，必然要对新诗史上的某些问题和现象不断进行重述。 从研究角度和方法来看，1980年代以降的新诗研究，经历了从政治（阶级）、社会文化角度和主题分析方法，到本体、审美角度和形式（语言）、文本分析方法，再到近年的报刊、出版以及更为宽泛的文化角度和综合分析方法的转变过程。当然，这样的描述，并不意味着每个时期的新诗研究在角度和方法上是绝对单一的（如此上述过程就成了一种单一对另一种单一的替换），而仅仅试图表明某一阶段占主导地位的研究风尚。不过，总体来说，近30年的新诗研究经历了从批评到学术的转变。 如果对1980年代和1990年代的新诗研究略作比较，我们不难发现二者之间的显著差异：与1980年代诗歌和思想文化的理想主义氛围相呼应，此际的新诗研究多为充满锐气的批评，表现出强烈的追寻历史“真实”、探求诗歌“本体”的姿态，具有浓郁的“自律”色彩和审美主义气息；而1990年代诗歌的“边缘化”处境和某种规范化学术机制的确立，则为更多内敛稳健的学术探讨提供了可能，新诗研究逐渐成为一种知识化的运作，这种变化的一个重要例证是1990年代新诗史论著的大量涌现。最近几年，由于受强势的文化研究的影响，新诗研究出现了以考察新诗与历史、文化环境之关系等“外部”研究，取代审美、形式研究和文本分析等“内部”研究的趋势。于是，新诗研究中始终未曾消隐的“内”与“外”的纠缠再度凸显出来。 在如此情形下，新近出版的王泽龙教授的专著《中国现代诗歌意象论》③，可谓一个颇能映照当前新诗研究特点与趋向、引发一些相关议题的典型案例。该著似乎找到了一条对新诗之“特质”进行“重述”和重新解析的可靠路径，那就是以“意象”为探讨的核心，“通过现代诗歌意象的研究，引起人们对现代诗歌以及其他现代诗歌本体性问题的更多关注，共同把中国现代诗歌研究引向深入”；在该著作者看来，“诗的文体、诗的节奏、诗的韵式、诗的结构，包括诗的语言与诗的意象问题，它们构成了诗之为诗的本体属性”，“现代诗歌研究最薄弱之处突出反映在有关诗歌本体或诗歌形式方面。作为文学门类中的诗歌，相对其他文体形式而言，是一门更加形式化的艺术，这就要求我们的研究进一步深入到诗歌本体艺术层面的各个环节，不然就会制约我们对现代诗歌其他层面的研究”。[1](p.3) 二 “走向本体”在1980年代的文学和诗歌研究界曾经是一个激动人心的口号。在文学性和诗意逐渐消失或弥散，文学和诗歌本体被种种传媒、网络、影音和大众文化所围裹的今天，提出重视诗歌本体研究无疑有着相当积极的意义。不过问题的关键或许在于，究竟应该如何重返诗歌本体及本体研究? 的确，《意象论》对新诗意象理论、意象艺术和意象文本所作的条分缕析，在很大程度上属于本体研究。从全书的结构来看，该著以诗学论、发展论、比较论三个方面为基本线索和框架，试图通过逻辑严密的论证，建构一种关于新诗意象理论嬗变和意象艺术发展的体系。立足于新诗意象诗学的历时性考察，《意象论》从中提炼出具象论、幻象论、兴象论、意象象征论、恶美意象论、象征意境论、意象联络论、体验意象论和意象的诗质化、意象的智性化、意象凝合论、意象结构论、意象沉潜论、意象凝定论等命题，并讨论了意象的全感官性、情趣与意象、显意象与隐意象以及意象人格化等诸多议题。 在此基础上，《意象论》借助于对不同时期代表诗人作品中意象艺术的剖析，力求把握不同历史阶段新诗意象艺术的规律性特征。在作者看来，20年代是新诗意象的诞生与转换期，此际的新诗意象艺术以古典诗歌意象艺术作为对照物，与后者经历了一个纠结、突破、回应与反叛相交叉的过程；30年代意象探索表现为对古典诗歌意象和西方现代主义意象艺术的兼容，在意象的生成方式、审美理想、思维特征、形态选择等方面，显出更全面、更自觉的建构意识，体现了新诗意象艺术的发展与深化；40年代的新诗追求意象内质的充盈与丰厚、意象内涵的深沉与内敛，从而形成了一种深度的意象象征模式，特别是这一时期的现代主义诗歌，实现了意象从感性形态向智性形态的转变，以意象视域的日常性、意象取向的都市化、意象思维的现代性生成等方面，全面推进了意象艺术现代化的深层发展，体现了新诗意象艺术的基本成熟。[1](pp.5～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