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当代文学发展史上，家族小说创作取得了可喜的收获，出现了《红旗谱》、《古船》、《白鹿原》等史诗性作品。但作为家族母题书写的艺术形式，由于文学传统、文化语境、生活经验等的相似乃至相同，这些风格不同的家族小说呈现出惊人的相似之处。无论是人物性格的类型、情节故事的原型、结构模式的设置还是叙述方式的创造都表现出较多雷同化的痕迹，这在一定意义上昭示出当代作家艺术创新能力的欠缺与审美经验的匮乏。 一 从1950年代的《红旗谱》到1990年代的《白鹿原》，当代家族小说给读者创造出了一批较有思想深度与艺术力度的艺术典型，形成了旧家庭的封建家长、叛逆知识分子、农民革命者、淳朴善良的贤妻良母等形象系列，他们以各自不同的思想内涵与迥异的个性风采代表了当代小说人物创造的艺术水准，尤其是对封建家长性格复杂性的揭示、叛逆知识分子矛盾的情感和心路历程的刻画、对农民革命者革命的积极性与狭隘性的审视以及对传统母性人格悲剧性的书写，共同构成了一道亮丽的艺术风景。 如果说在1950～1970年代的家族母题小说创作中，作家对封建家长性格的塑造聚焦于其思想的反动、道德的堕落、形象的卑微，突出其人情、人性、人格中的负面因素，造成一定程度上对反面人物形象刻画上的脸谱化倾向，那么进入新的历史时期，社会文化语境的变化、艺术创作借鉴视野的开阔、思想的解放、主体意识的张扬都为家族小说创作提供了一个适宜的文化土壤，当代家族小说创作在探索中逐步走向成熟、自然，对封建家长形象的创造也开始走向新的超越。《白鹿原》中的族长白嘉轩、《第二十幕》中的家长尚达志、《古船》中民族资本家的代表隋秉德等成为成功的艺术典型，不少人对其思想性格刻画上的成功之处给以积极的评价，但是，如果把他们放在20世纪文学的整体格局中进行理性的反思与艺术的审视，又会发现其思想性格上诸多的相似之处。如果说前一个阶段作家对这一系列人物性格的塑造更多地指向人性的负面的话，那么，新时期家族小说对封建家长的刻画则注重开掘其思想性格的积极内涵与人性美的光辉，相对淡化其作为反动阶级的劣根性，流露出反其道而行之的倾向，这同样说明作家创新能力的欠缺。如果单就某一人物来看，那的确体现出作家艺术上的创新探索，但如果同一时代的作家都表现出大体一致的审美意蕴，这也同样显示出一种艺术上的惰性与创造上的雷同。 接受了西方现代思想文化的青年一代在人的意识觉醒之后，与专制家长之间发生了尖锐的思想冲突，最后离家出走成为贵族家庭的叛逆，从而构成当代家族小说中不可或缺的叛逆知识分子的形象系列。在1950～1970年代一体化的文化格局中，叛逆知识分子呈现出两个不同的人生选择，一是走出家庭之后经过艰难的人生选择走向革命之路，一是经过短暂思想激进的反叛之后最终走向对所属阶级的妥协。而到了新时期家族小说创作中，有关叛逆知识分子的书写较之十七年时期表现出较大的艺术进步，在叙述的比重上有明显的增加，但叙事模式上并未实现新的突破。无论是《白鹿原》中的白灵、《家族》中的宁珂，或是《故乡天下黄花》中的孙实根、《最后一个匈奴》中的杨作新，他们反叛家庭走向革命的原因尽管不尽一致，但思想信念的坚定与对革命事业的忠诚却远远超过一般革命者，宁肯牺牲自己的家族利益甚至为此背叛自己的亲人也在所不惜。即使如此，在革命大家庭中，这些叛逆知识分子仍然是一个“他者”，始终没有与革命领导者结成为感情和命运的共同体。相对于他们对旧家庭决绝的反叛，他们所属的家庭出身与血缘亲情，却在革命最困难的时候为其排忧解难，甚至是拯救了他们的第二次生命，然而，这反倒成了他们终身难以摆脱的“梦魇”，他们被自己忠贞不渝的领导与革命组织所怀疑甚至成为革命事业的异己，人格的侮辱、精神的折磨与肉体的蹂躏使其无法忍受。他们对革命的终身未悔与最终悲惨的结局，呈现出叛逆知识分子心路历程与命运抉择悲剧的相似性。 在十七年时期的家族小说创作中，作者赋予农民革命者更多的无产阶级进步的思想性格，对其作为旧时代农民所受的“精神奴役的创伤”而没有给予应有的关注，造成农民英雄人物塑造的“理想化”色彩，甚至走向后来“高大全”式人物的出现。而到了新的历史时期，家族小说创作中因作家启蒙视角的渗透，农民革命者形象的塑造改变了以往的神化色彩，转而对其身上所蕴含的落后、狭隘、自私、暴力一面进行冷静的审视，较早出现的是《西望茅草地》中的农民革命者张种田，《桑树坪纪事》中宗法式家长李金斗，《古船》中赵氏家长赵炳。在他们身上，我们再也看不到作为革命者思想上的先进性，道德情操的高尚性，人性的善与人情的真，取而代之的是狭隘自私的农民意识，专制保守的封建思想，党同伐异的宗法观念。随后出现在《旧址》中的“陈狗儿”、《罂粟之家》中的陈茂、《故乡天下黄花》中的赵刺猬、赖和尚，成为农民革命者的人物群体，他们貌似“革命性”背后彰显的却是“流氓”无产者的性格。如果说十七年时期作家对农民英雄的塑造侧重的是革命性的张扬，那么上世纪末家族小说中出现的农民革命者则呈现出作为农民本身的宗法性与生命本能，同样是正负对立的两极剖面。对农民革命者的书写从理想化塑造一味走向原生态还原，显然是一种类型化的表现。 二 当代家族小说人物塑造上的类型化不是一个单独的文学现象，它与叙述者建构故事的雷同化倾向相互交织在一起，尽管在不同的家族小说中作家给我们提供了不同的审美经验，不同社会空间、文化语境中的“异域风情”，不同家族在时代变迁中的兴衰沉浮，但小说的情节原型却并未出现实质性的变化，它们都是一个故事原型的不同变体，作家对同一个故事的几种不同写法。在追求个性化的创新时代，却让读者看到他们创造性背后的相似和雷同。 为反抗封建家长的包办婚姻，一代知识分子与旧家庭决裂后离家出走参加革命，在献身革命追求民族与阶级解放的过程中，他们无法回避自己爱情上的抉择，不管是有意或是无意，最后都难以摆脱情感的诱惑，成为革命加恋爱的形象注解。20世纪中国左翼革命文学的创作母题在当代家族小说创作中也有不同程度的表现。在《白鹿原》中的鹿兆鹏与白灵之间，《旧址》中的李乃之与白秋云之间，《家族》中的宁珂与曲綪之间，《最后一个匈奴》中的杨作新与赵小姐之间，《第二十幕》中的蔡承银与栗丽之间都重复着革命的惊心动魄与爱情上缠绵悱恻的传奇故事。男性革命者对革命的坚定不移与献身精神，非凡的意志和远大的理想成为吸引女性的主要诱因，女性那种天然淳朴的美，对感情忠贞不渝的真，在生活中不计个人得失厚待同类的善，尤其是对男性所从事革命事业的支持赢得了对方的好感。早在十七年时期家族叙事性作品《三家巷》、《红旗谱》中的革命者身上就彰显出这种美好的爱情作为革命者动力的美好情愫。新时期家族小说中叛逆知识分子的爱情一样延续着左翼文学革命加恋爱的模式。在这种恋爱的过程中，率先投入爱河一往情深的往往是美若天仙的女性，正是她们主动大胆的进攻才引起对方的注意甚至是感情上的青睐，他们之间的感情少有世俗的功利，而多是真挚情感的自然流露，尽管这种感情并没有完全实现“终成眷属”的理想，但都不会影响他们内心深处对情人的牵挂和忠贞。不管双方面对革命与爱情如何选择，女性都为这份真情付出了巨大的代价，而少有理想的归宿，这或许是革命与爱情之间的矛盾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