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个落雪冬日，想必是在这个世纪之初，在中国，一个男人前往一座大城去见一个女人（杨栗《带只兔子，见个女人》）。他们是网上认识的——女人的网名是“黑耳朵小白兔”，除此之外，有关这个女人的一切男人都不能确定。似乎是为这包裹在幻觉中的旅行增加一份真实的、有重量的因素，男人带了一只真正的黑耳朵小白兔。 他在这个城市迷路了，兔子跑了。这个城市如同庞大繁忙的工地，它的地理景观几乎每天都在变化，地图不能固定这个旋转的世界。男人无路可走，在一个神奇的瞬间，忽然如同古代传说中的侠客，他在屋顶上、在城市的天空中飞奔，他终于赶到了约会地点——城市中心据说矗立着一个全世界人民熟识的金黄色的“M”。但是，这个“M”消失了，女人并未出现，只有那只兔子等待着他。 这只“兔子”让人想起厄普代克那只著名的“兔子”，在这篇写于2002年的小说中，主人公与女人的约会成为一场自我的历险，与其说他想认识那个女人，不如说他想认识自己——探索自我的边界与可能。当然，他最终只是与兔子重逢。在混杂着诗意、嘲讽、脆弱的困惑和冷静的世故的书写中，一个年轻的小说家试图写出中国正在形成的中产阶级意识的悲喜剧。 在这篇小说中，女人和城市相互指涉——混乱、生机勃勃、变化不息、捉摸不定，她和它是欲望的对象，也是想象的对象，她和它是可能的奇迹，也是幻觉和幻灭，她和它激发人同时挫伤人。这个城市其实是中国大地上所有的城市，那些在三十年的高速发展中生长起来的城市，高楼大厦奇迹般拔地而起，那些穿行在高楼大厦之间的人们对这个壮观的新世界猝不及防，他们的生活、他们对自我的认识和对世界的想象都经受着隐蔽的、艰巨的考验。 这一切，在这篇小说中被提炼成空间焦虑：人们身处无限延展的空间，这空间是物质的——那壮观的城市，也可能是虚拟的——那喧闹的网络；这更是一种社会空间：由身份、阶层、欲望、想象、习俗和历史混杂而成的流动不居的“现实”，这个“现实”以盛大繁华的城市为依据，向人们承诺自由：生活的可能性无边无尽。而中国的小说家们就在这迷宫般的空间中探索通向“真实”的道路。 在铁凝的《谁能让我害羞》中，一个由乡下来到城市的送水少年与一个中产阶级主妇发生了悲剧性误解。对少年来说，这女人就是他的“黑耳朵小白兔”，她体现着他敬畏和向往的价值：“高级”的、“时尚”的、洁净丰裕的，她就是他的“城市”——城市施行了想象的诡计：这个孩子的生活寒酸、脏乱、逼仄、劳累，他身在城市的底层，但是城市自上而下地支配着他的想象，他相信，凭借西装、领带、格子围巾、皮鞋和随身听，他能够走近他遥望着的幻境般的“城市”，他以为他将成为想象中的另一个自己——一个“他”。 这是冷酷的和令人心酸的反童话，笨拙天真的少年被魔法欺骗，当幻觉破灭，少年和女人惊恐地对峙，而警察——秩序的维护者——及时赶到。 但这篇小说并非仅仅表现人类生活中无所不在的隔膜和误解，小说结束于那个女人混杂着怀疑和坚定的自我辩护： “那又如何？女人紧接着便强硬地自问。我要为他的劳累感到羞愧吗？不。女人反复在心里说。 不！女人大声在心里说。” 是的，她必须“反复”说和“大声”说。她和《带只兔子，见个女人》中的“黑耳朵小白兔”终究不同，如果说她成为了想象的对象，那只是因为少年的一厢情愿，而在她的世界观中，这孩子仅仅是一个彻底的“他”，是闯入她的城堡的陌生人，动机莫测。 她是无辜的。但她的故作“强硬”表明，这个女人隐隐直觉到事情的坚硬真相：她的城市向这孩子做出了难以实现的承诺，“城市”支配了孩子的意识和想象但将他的身体隔绝在外，这孩子的笨拙、滑稽、不协调正是这种身心分隔的表征。 要理解这一切，必须明了中国城市的独特发展历程。在1978年之前的近三十年中，中国依靠严格的户籍制度建立了城乡二元的社会结构，城市和乡村被制度化地隔绝，农民不可能进入城市工作和定居；而在城市内部，通过单位制度和相应的福利分房制度，人被固定于特定的社会身份和社会关系之中。这两方面的制度设计隐含着一套复杂的空间意识形态：城与乡互为“远方”，通过将乡村置于远方，城市人的身份得以有效确立；而封闭和稳定的城市则力图复制乡村式的社会结构。 然后，是1978年至今波澜壮阔的社会变革和经济发展，中国经历了急剧的城市扩张，原有的制度藩篱渐次冲破，巨大的社会活力被释放，到2007年，中国的城市人口已经超过五亿，这其中还不包括难以数计的涌入城市的农民——尽管户籍限制仍在，但显然已经不能阻止亿万农民怀着梦想和欲望决然迁徙。 这可能是现代史上最大规模的人口流动，它同时伴随着城市中单位制度的衰落和福利分房制度的瓦解，城市变成了开放、流动、庞杂的空间，这灿烂而混乱的现代城市在几代中国人的生命中第一次出现，而且是在如此短暂的时间内排山倒海地出现。 中国的小说家们注视着这一切。他们惯于洞察秩序井然的乡村社会的微澜，他们惯于依赖历史叙事与革命叙事的戏剧结构，但是现在，他们面前是红尘滚滚、幻影重叠、众声嘈杂、丰盛多姿的世界，小说家们的困难在徐坤的《午夜广场的探戈》中谨慎而精确地展示出来。 那个广场位于一个商品化住宅区的中心。在不到十年的时间里，这样的住宅小区成为中国人主要的居住场所——人们不是通过分配，而是通过在市场上自由购买获得住房。原有的社区瓦解了，人们不认识他们的邻居，他们走进广场、走进人群，力图寻找一种公共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