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一个基本的判断，虽然当下中国文学仍然存在着许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比如有些领域仍然充满言说的禁忌，比如作家的写作自由仍然不能说得到充分尊重，但新世纪十年确实是当代文学六十年发展得最好的一个时期。十年后的今天往前看，1998年在中国当代文学中具有划时代的意义。1998年前后许多重要的文学事件推动着中国文学的新变局，比如“马桥词典”事件，比如痞子蔡的爱情小说《第一次的亲密接触》在网络的风行，比如标举“文学是大众的文学”的中文原创作品网“榕树下”和诗歌网站“界限”的开通等等。而按照我来说，所谓的新世纪文学应该是从1998年朱文等人发起的“断裂”事件开始。因为“断裂”以它独特的提问方式以及最后的文本澄清并呈现了中国文学“破碎”和“离散”的图景，宣告了文学“代”时代的终结和“个”时代的来临。如果我们对近现代中国文学作一个观察，就会发现每一个新的文学时代常常是从清算和重新“洗牌”开始的。比如1928年左翼作家对五四一代作家的清算和1930年代左翼文学的崛起，比如1948年前后先于当代文学开始的作家身份甄别和等级划分。而1998年的“断裂”事件同样可以看作一群作家试图通过清算文学传统和自我撇清来确立自己的新形象。但1998年的“断裂”事件在对抗中厘定自己的边界却因为文学的新境遇遭遇了许多前所未有的新问题，也彰显了中国文学未来新的可能性。 《断裂：一份问卷和五十六份答卷》涉及文学传统和传承、大学和文学研究机构、文学研究和批评、文学教育、文学新偶像、域外理论资源、文学写作和鲁迅、文学写作和宗教、作家协会、文化和文学期刊、文学选刊、茅盾和鲁迅文学奖等问题。《断裂：一份问卷和五十六份答卷》的提问方式、文本本身以及文本背后的复杂性迄今并没有被充分揭示出来。绝大多数参与者体制外“文艺无产者”的身份，疑似文学利益分配引发的文学话语权争夺表象，使误读从一开始就被设定。一定意义上，“断裂”的问题以及提问方式带有明显的倾向性，太多的“是”和“否”使本来蕴含丰富，甚至暧昧、歧义的文学问题成为一种有表态嫌疑的直接判断。而且“断裂”问卷的设计许多明显是在“找茬儿”。比如第十个问题“你对《读书》和《收获》杂志所代表的趣味和标榜的立场如何评价”以及第十一个问题“对于《小说月报》、《小说选刊》等文学选刊，你认为它们能够真实地体现中国目前文学的状况和进程吗”。如果将这几本刊物置换成参与“断裂”事件的作家经常发表作品的《作家》、《大家》、《山花》、《钟山》、《花城》、《芙蓉》、《人民文学》等以及最后发表“断裂”文本的《文友》和《北京文学》等杂志呢？当我们意识到这些刊物共同存在于20世纪末中国的文学场域，代表着中国文学的各种趣味和各种立场。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从中国文学期刊的差异性和区别性的现实格局，进而意识到大一统或者非此即彼的对抗式的文学格局的瓦解。那么，可以想象的是在这样多极的文学格局之下，所谓的中心、主流的“文学秩序”必然也像“断裂”所选择的边缘、非主流可能是属于少数人的。因而，问卷的设计者没有意识到对《收获》、《小说月报》、《小说选刊》的“围剿”甚至整个问卷的设计也是一种专断，也是对他们所追求的文学理想和自由文学生态的伤害。 “断裂”希望通过空间上的边缘性将“我们”和“他们”进行切割。“我们的行为针对现有文学秩序的各个方面及其象征性符号，即便是同龄的作家中我们也要坚持这种划分，甚至，在同一时间内的划分意义更为重大。”“和我们的写作实践有比照关系的乃是早期的‘今天’、‘他们’的民间立场，真实的王小波，不为人知的胡宽、于小韦，不幸的食指，以及天才的马原，而绝不是王蒙、刘心武、贾平凹、韩少功、张炜、莫言、王朔、刘震云、余华、舒婷以及所谓的伤痕文学、寻根文学和先锋文学。”“在以往的历史中，两种不同的写作同时并存，只不过其中的一种命中注定地被排斥、封锁，乃至被刻意地遗忘，因此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只有唯一的一种历史，这只不过证明文学的沉沦以及权力的胜利。”“另一种写作将永远是极少数的、边缘的、非主流的、民间的、被排斥和遭忽略的。它喜欢所有的这些空间概念，而反对不分彼此的所谓一代人的农民起义式的概括。”① 一个基本的常识，“极少数的、边缘的、非主流的、民间的、被排斥和遭忽略的”是相对于多数、中心、主流、庙堂、被重视、遭优待而存在的。事实上，对抗中的写作曾经是1980年代的文学现实。比如韩东提到的伤痕文学、寻根文学其意义的彰显一定程度上来源于主流意识形态的压抑和反抗。“结构也是一种政治。”② 即使标举纯文学的1980年代先锋文学显然也有政治的“潜文本”。就像有人指出的：“西方先锋文学所针对的，是西方发达国家的社会，一个资产阶级体制化的社会。……先锋文学的针对物是‘文革’，是社会主义过程中造成的灾难，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传统的小农/官僚社会里政治、法律、伦理的体制规范。更重要的是，在这样一个反叛的过程中，很多先锋作家对资本主义倒是充满了向往，所以与萨特、加缪、布莱西特这一类共产党员有很大的区别。”③ 即便如此，如果以作家体制“内”与“外”来甄别文学之高下显然存在问题，就像朱文所体认的：“在谈论‘这帮年轻人’时，所谓的‘内人’和‘外人’没有那么复杂，一般就是指体制内作家与体制外作家。更可以落实到是否作协会员、是否拿公家薪水这样一些环节。”“我想说的是，不能用体制内外来评判、划分作家，作家只有两种，那就是好作家和坏作家。”④ 既然对于朱文们而言，是否是好的文学不是决定于在不在体制。在他们发起“断裂”的1998年再用“极少数的、边缘的、非主流的、民间的、被排斥和遭忽略的”来描述自己的存在就要有必要的警惕了。可以这样说，“断裂”所预置的针对既有文学秩序的反抗性从一开始就是拿现实去和历史较劲的时空错置的产物。因而，所谓针对文学秩序的反抗就有了假作真的表演性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