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随“文学寻根”作为文学史重要潮流的确认，阿城与《棋王》的地位和意义也几成定论：“文化寻根派”作家群中，“北京的阿城和湖南的韩少功是很有代表性的两位”，“（《棋王》）以对传统文化精神的自觉认同而呈现出一种文化的人格魅力”，“《棋王》的主要魅力来自于主人公王一生”，“阿城在塑造王一生这个人物形象，写出他的无为的人生态度与有为的创造力时，力图表现古代道家文化思想”。① 然而，当“80年代”伴随大量的回忆和访谈再次浮出水面，重新审视《棋王》就有了新的可能和契机。这并非是要颠覆和取代对《棋王》的既有评价，而是试图穿越单一简化的材料对历史做更为复杂的追问和更为深入的挖掘。比如：《棋王》是怎样出现在80年代的文坛？又如何卷入一场后来才发生的文学运动？哪些力量参与了最终的确立和指认，建构起我们今天所熟知的这样一个《棋王》？这是否造成某些分歧的遮蔽和可能的压制？通过对这些问题的讨论，我们或可对寻根文学乃至整个1985年之后的小说革命有一些新的认识。 一 从故事到小说 李陀在回忆“1985”的“酝酿”时，从这样一件事开始： 记得在1983年底，或是1984年初（我记不清准确日子了）的一天晚上，一些朋友凑在我家吃涮羊肉，其中有陈建功、郑万隆和阿城。……照例，餐中阿城要给大家讲故事……虽然我们一再催促阿城，可他照例不慌不忙地低头猛吃猛喝，用一片喷香的咀嚼声压住大家的急切，偶尔冒出一句：“吃，先吃！”这样差不多吃了近一个小时，阿城才抬起汗水淋漓的头，掏出那支总是不离身的大烟斗，慢慢地装烟、点烟，又吸了两口，然后慢悠悠地说：“好，今天我讲个下棋的故事。”……听完了故事之后，陈建功、郑万隆和我都一致催促阿城把它写成小说。……大家七嘴八舌地劝说阿城，乱成一团。特别当阿城冷静地从闪着微光的玻璃镜片后边抛出一句“这成吗？这弄得成一篇小说吗？”的疑问时，劝说就变成了责骂，甚至恐吓，铜火锅还冒着热气的餐桌上就乱的不能再乱了……② 不久，《棋王》就发表于《上海文学》1984年第7期。我之所以大段征引这段颇具现场气氛的描述是想强调与《棋王》相关的两个信息：一是作为小说的《棋王》的缘起，“下棋的故事”与之后声名大振的文本所呈现的差异无疑折射出“任何一种言说或文本的形成都必然是各种关系的产物。言说者、倾听者、传播方式构成这种关系最基本的维度，而言说者面对的种种文化资源、社会需求、通行的价值观念、占主导地位的思维方式等等都对其言说产生重要影响”。③ 二是这里潜在设置了《棋王》与作为“雪崩式的巨变”的“1985”的关联，尽管李陀声明“只想议论一下我自己经历的事，不在乎它们由于零散而缺少必要的权威性”④，但《棋王》显然被赋予了重要的地位并不断在各种相似的说法⑤ 中得到印证和强化。《棋王》从一开始显然就处于一个非同寻常的语境，接着用李陀的话来讲，就是“新旧交替”。 作为一个激动人心的词汇，“新旧交替”首先指向“文化大革命”结束，邓小平复出之后的整体政治格局。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全面否定了“文革”的极左谬误，并伴随“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大讨论一方面开始改革开放和市场化的进程，另一方面也出现了一个短暂的思想解放和文化繁荣的时期。在提出全国规模的清除精神污染之前的70年代末80年代初，古今中西的各种思想资源相互碰撞激荡，极大地动摇了原有的信念和认知。这种新旧交替的氛围具体到文学界就是：“许多作家都开始对‘集体主义’这个概念涵盖下的价值观念产生怀疑：然而，多年来的习惯却更有力，他们于不知不觉中总把写作当作某种集体的事，一提起‘文学事业’，即使最强调个性、最调皮捣蛋的作家也要‘肃容’以待。如此，在一种强烈的使命感的鼓励下，不同背景、不同倾向、不同禀赋的作家、诗人、评论家组成了无数的‘小圈子’、小团体、小中心……它们像无数的狂热的风柱到处游走，相互激荡，卷起一场空前的文学风暴”⑥。“小圈子”、“小团体”、“小中心”在中国当代的政治文化生活中曾是避之不及的禁忌之物，每一次运动的来临都会从涵盖极广的人民群众剥离出一小撮“反动势力”作为靶子加以极力排斥和批驳。实现“一体化”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不断肃清和避免与宏大崇高的集体美学相冲突的异质因素。在这种情况下，消失了数年的“小圈子”、“小团体”、“小中心”重新出现就有着深刻的意义，它意味着在官方意识形态之外的交流发声空间，但如果完全赋之于对抗主流的姿态无疑是一个简化的误区。这些特定历史时期出现的空间以友情伦理集结在一起尽管讨论无所不包，广泛涉及当时一些敏感的政治话题、外来的哲学思潮和试图推进的文学变革，但却非常适合当时“思想解放”的政治氛围甚至许多思路与官方保持同步，而且不少内部成员实际也是处于体制之内，这也导致了发声的暧昧。然而，不同的声音毕竟出现了，也就是说，1983—1984年前后的文学界事实上存在某些分化的趋势和端倪。表面上，国家文艺政策、各类文学机构、重要文学媒介通过发动批判和讨论、组织各种评奖活动、掌控作品发表的权力等途径仍然维持着坚不可摧的统一局面，而私下的一些交往和看法却制造了无数的裂隙和契机。我之所以占用篇幅，分析“新旧交替”之下的文学圈子，是因为《棋王》就是其中一个“圈子”的产物，如果将之脱离开来，仅仅当做封闭孤立的自足文本来理解将很不充分。 我们很容易注意到餐桌上的食客兼听众：李陀、陈建功、郑万隆……以及这些人在阿城讲完故事后“威逼利诱”的急切姿态，正是这些人，不仅与后来的杭州会议和“文学寻根”有着极深的渊源和关联，而且对当时的文坛动态掌握得十分透彻。以李陀为例，作为新时期文学的重要人物之一，李陀不仅以获奖作家、理论批评家的身份与官方往来密切，同时也是“现代派”讨论的活跃分子，更为引人注目的是“当时北京有一个文学圈子，未被社会认可、有探索性的作品往往会从各种渠道流到李陀那里，请他鉴定，像认真假文物一样，由他再推荐给各等编辑。李陀因此也就有了‘陀爷’的称呼”。⑦ 正如李陀所言：“大家凑在一起用心的是一些非常急迫的问题。经过‘文革’和‘改革’两场大地震（后者还在继续中），还有什么不是废墟？”⑧ 在此，“文化”作为一个隐而不彰的潜在背景无疑已经存在。80年代不断更迭的文学潮流使作家急于挣脱焦虑和束缚，不断探索和发掘新的创作资源和趋势。阿城的这个故事明显触动了在座者敏锐的嗅觉，如果说这种推测还是随意的假想和好事者的期望的话，那么事后则证实了这种猜想：“《棋王》出现得正是时候：阿城的写作明显地和汪曾祺、何立伟有着密切关系，敏感的人已经感觉到，他们是另一种类型的作家，他们的写作是另一种类型的写作。”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