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理论》是美国学者雷·韦勒克和奥·沃伦合写的一部名著，1942年在美国出版，1965年再版。“自出版以来，大量发行，已先后有西班牙、意大利、日本、德、希伯来和印度等多种语言的译本，风行于世，广泛流传，是近三十余年来西方文艺学具有权威性的杰出著作，至今仍被世界许多大学采用作为文科教材。”① 1984年11月，刘象愚、邢培明等翻译的中文本由北京三联书店出版，1986年12月再版，再版印刷四万四千册，可称作那个时代的“畅销书”。二十五年来，这部专门讨论文学史、文学批评和文学理论的著作在中国文艺学、现当代文学专业中的影响和传播经久不衰。在这篇文章里，我尝试变过去的历史性、实证性研究为问题性研究，采用“提问题”的方式展开讨论。表面上，它与二十五年来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似乎没有“必然联系”（所谓“必然联系”，就是必须很多人在文章中提到它），但实际上，这种“关联点”却无处不在（我们可以从研究者的研究方法中看到）。 一、“文学史研究”的兴起 20世纪50年代只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建史”阶段，真正的“文学史研究”直到80年代才开始。这种变化表现在从“感悟批评”转向“问题讨论”。它显然受到了当时正在流行的西方文艺理论和批评方法的影响。韦勒克、沃伦的《文学理论》就是其中之一。由于他们接受过语言学训练，而语言学不主张把文学研究笼统地等同于“文学批评”，而是主张在对各种文学概念加以严格界定、区分的基础上讨论文学研究问题，这就使他们的研究颇具理性色彩②。 韦勒克、沃伦指出：“在文学‘本体’的研究范围内，对文学理论、文学批评和文学史三者加以区别，显然是最重要的。”他们对三者的关系做了细致区分和讨论：“‘文学理论’一语足以包括——本书即如此——必要的‘文学批评理论’和‘文学史理论’。”③ 虽然“文学理论不包括文学批评或文学史，文学批评中没有文学理论和文学史，或者文学史里缺乏文学理论与文学批评，这些都是难以想象的”，但是，“文学理论”、“文学史”和“文学批评”又承担着不同的职责。两位作者相信，“文学理论如果不植根于具体文学作品的研究是不可能的”。否则，“文学的准则、范畴和技巧”就无法产生。他们进一步指出，“文学史旨在展示甲源于乙，而文学批评则在宣示甲优于乙。根据这一观点，文学史处理的是可以考证的事实；而文学批评处理的则是观点与信仰等问题”。然而他们也不认为“文学史研究”能做到绝对“客观”，“在文学史中，简直就没有完全属于中性‘事实’的材料。材料的取舍，更显示对价值的判断；初步简单地从一般著作中选出文学作品，分配不同的篇幅去讨论这个或那个作家，都是一种取舍与判断，甚至在确定一个年份或一个书名时都表现了某种已经形成的判断”④。正因为如此，他们主张对“文学史”的“权力”进行控制和限定：“在文学研究中，这种重建历史的企图导致了对作家创作意图的极大强调”⑤，因此，“我们要研究某一艺术作品，就必须能够指出该作品在它自己那个时代的和以后历代的价值。一件艺术品既是‘永恒的’（即永久保有某种特质），又是‘历史的’（即经过有迹可循的发展过程）”⑥。 我们无法证实80年代中国的文学史家有没有读过《文学理论》，但他们探讨的问题已在前面韦勒克、沃伦的论述中有所涉及。在1985年广受争议的《当代文学不宜写史》一文中，唐弢开宗明义地指出：“我以为当代文学是不宜写史的”；并用不屑的口气说：“现在出版了许多《当代文学史》，实在是对概念的一种嘲弄。”这种观点不值一驳。因为唐先生的“时间记忆”显然是有问题的。我们大概不会忘记：王瑶、蔡仪、张毕来、丁易和刘绶松等著名史家不都是等“现代文学”刚完，就匆匆写出许多《中国现代文学史》（1951—1956）而被唐弢（包括很多人）都一一“默认”了吗？而在当时，他们不都是“当代人”在写“当代文学史”？怎么彼文学史不需要“时间距离”而此文学史就非得要“时间距离”了呢？不过，唐弢对“文学史”与“文学批评”的准确界定和到位分析仍然是值得重视的，它表明80年代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已经拥有了相当自觉的文学史煮识： 历史需要稳定。有些属于开始探索的问题，有些尚在剧烈变化的东西，只有经过时间的沉淀，经过生活的筛选，也经过它本身内在的斗争和演变，才能将杂质汰除出去，事物本来面目逐渐明晰，理清线索，找出规律，写文学史的条件也便成熟了。……应当用《当代文学述评》代替《当代文学史》，在促进当代文学发展中，我以为写述评比写史更重要，因为，这可以引起关注，展开讨论。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区分呢？这里只就文章体裁的性质说一说个人的意见。我认为史是收缩性的，它的任务是将文学（创作和评论）总结出规律加以说明，……述评则是开拓性的，它只是提出问题，介绍经过，……这样做，对于正在探索的问题，对于尚未成熟的看法，对于不断演变着的当代文学本身的发展过程，都会产生催化或者推动的作用。⑦ 这种看法对当代文学史研究未必公平，然而它率先把“现代文学”从“现当代文学”的模糊空间中拿出来并加以历史化，这对后来形成相对成熟理性的“现代文学史研究热”、尤其是这一学科之建立起到了关键作用。 不过，当代文学并不甘居“述评”这种低层次的学术地位。80年代，“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前后成立，它们都为全国性一级学会，曾经举办过大量“年会”、“研讨会”、“座谈会”，这种“文学组织”形式表明它也有强烈而自觉的“文学史意识”诉求⑧。1979—1987年间，“当代文学史”著作纷纷涌现，较有代表性的是郭志刚（北师大）、张钟（北大）、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和朱寨（社科院）等多种版本。张钟等的《当代中国文学概观》为避免给世人留下“批评化”的印象，特别在“前言”中强调了“十七年时期”和“新时期”这样的文学史概念。虽然朱寨的《中国当代文学思潮史》第十一章在描述“新时期”文学时有韦勒克、沃伦所批评的“一般的文学批评家都要根据今天的文学风格或文学运动的要求，来重新评估过去的作品”⑨ 的问题，但作者有意识要扭转唐弢对当代文学的恶劣印象，对“当代文学”与“现代文学”和“新时期文学”等时间概念做了相当明确和自信的指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