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在最近一期（2009／2）上海华东师大中文系主办的《现代中文学刊》上面，读到甘阳先生的访谈，他提出中国学者应该“用中国的方式研究中国。用西方的方式研究西方”。这个说法可能会引起争议。不过，如果把甘阳的这个提议，理解为重视中国发生的事情的全部复杂性，内在地认真清理它的脉络，而不是从“外部”，从西方既定的理论框架去作简单评判的话，这个说法还是合理的，值得重视的。举个例子说，如果以“西方的方式”，可能就难以找到应对、解释中国当代社会主义文化、社会主义文学的有效途径。不过，困难的地方是，在今天我们将如何区分“中国方式”与“西方方式”？如果真的存在可以区分的这两种“方式”的话，另外的问题是，用“西方方式”研究中国，或用“中国方式”研究西方，虽说容易出现盲视，但说不定也会有洞见。所以，有时候我们会有一种矛盾的心理，希望海外汉学家能更多体会中国的实情，但又希望他们不要过度的“中国化”。 近百年来，中国文学界存在着普遍的“焦虑症”。“五四”以来的不同时期，我们经常对文学现状严重不满，并焦躁地期盼、等待出现大师，出现伟大作家，出现文学的划时代的辉煌。上世纪30年代，那时候鲁迅还活着，有“我们为什么没有托尔斯泰”的发问。那时候，鲁迅（更不要说茅盾、沈从文、巴金）还没有被承认为大师。40年代，纪德、里尔克、罗曼·罗兰、T.S.艾略特等，成为不同文学派别崇拜的对象。1958年，周扬在一次演讲中，激情地呼唤诞生“我们中国”的但丁、莎士比亚、托尔斯泰。“文革”中，江青、姚文元等“激进派”虽然宣告正在“开创人类历史新纪元的，最光辉灿烂的新文艺”（《纪要》），但又有些心虚地将这个“光辉灿烂”推到难以预测、难以真实感知的远方。到了八九十年代，这种“焦虑症”有增无减。有著名批评家说，我们要是有二百个张爱玲就好了。且不说这是否可能，要是真的有二百个张爱玲，抬头低头我们见的都是七巧，那也是一种灾难。有的海外中国文学学者，也受到这种情绪的感染，也推波助澜：为什么中国再也没有杜甫？为什么当代没有鲁迅？为什么不再有《红楼梦》这样的巨著？为什么20世纪中国新诗没有出现“世界公认”的大诗人？为什么……这种忧虑，这种焦躁，让我们坐立不安。可是认真想想，或许是（这里不大恰当地借用北岛的诗）：“谁期待，谁就是罪人”。 2 今年6月，我在台湾交通大学社会与文化研究所演讲之后，一位只知道名字却至今不识声音相貌的女生给我来信，说听完我的演讲，“兴起寄赠我《一九三三》这本书的心情”。《一九三三——一个犹太哲学家的德国回忆》（台北，行人出版社2007，区立远译）的作者是德国哲学家卡尔·洛维特。洛维特在书中讲到他1919年在慕尼黑，听马克思·韦伯的给他“极其震撼”的《学术作为一种志业》的演讲。这个演讲，大陆有冯克利先生的译文，名为《以学术为业》，收入《政治与学术》一书（北京，三联书店1999）。洛维特对他的老师海德格尔的批评相当严厉，对韦伯则充满由衷的敬意：“他的脸庞与下巴长满了浓密的大胡子，令人想起班贝克大教堂的先知雕像深沉而炽热的神情。……他的话语之中浓缩了毕生的经验与见识，所有的话都从内心毫无转折地倾掏而出，都经过他批判的理解彻头彻尾地斟酌过，都由于他的富于人性的凝重气质而显得强劲而有穿透力……”关于这场演讲，洛维特写道： ……演说结尾上他那些苦涩的话语，直到今天都仍在我眼前，就像在40年前一样鲜明。结尾说到精彩之处，他断言：“那些坚持等待先知与救星的人所处的景况，就跟流亡时期里那首美丽的破晓之歌所唱的一样：从伊顿的赛尔山那里有人长声问道：‘警卫：黑夜还有多长？警卫回答说，早晨快到了，但现在还是黑夜。如果你们要问的话，下次再过来。’”“听到这些话的这个民族”，韦伯说，“已经问了两千多年，也坚持地等了两千多年；他们令人动容的命运，我们十分清楚，所以我们要从中汲取教训，这就是说，渴望与等待是没有用处的，我们应该去做自己的工作，要能对得起‘当日的要求’。” 这里说的“破晓之歌”，出自《旧约·以赛亚书》的第21章。显然，这是一个“苦涩”的话题。以一般的理解，对“光辉灿烂”的“新纪元”有所期待，肯定比失去希望要来得好，它既是激励我们创造的动力，也显得更有责任心和“道德感”。但是，就像洛维特所分析的，从韦伯这样的“撕裂一切美好憧憬所穿戴着的面纱”的语言里，也不一定就不能感受到“他清明的心智深处”那“深刻而真诚的人文理想”。因为，他明白，目标高悬的焦躁等待并没有什么益处；而支撑、不断发酵着我们的焦虑症的历史观，是对持续进步的“时间神话”的毫无检讨的信仰。 回到我们的问题，那么可以肯定地说，不论在什么样的意义上，我们都不会再有托尔斯泰，不会有《红楼梦》，不会有鲁迅。虽然很遗憾，也不会再有杜甫。托尔斯泰、鲁迅都只能有一个，被宇文所安称为“原点”性质的诗人杜甫，也不会有第二个。我们只有……（暂且从诗歌方面）譬如说北岛、多多，譬如说西川、于坚、翟永明、王家新……如果在座的王家新就是杜甫，能与杜甫比肩，那很好，我们的焦虑顷刻顿消；如果根本不是，成就难以企及，那也只能接受这个事实。这就是我们的正常（而非特殊）的景况。因为你真的不知道我们生活在什么样的时代。是和谐盛世，是物质、思想不断超越过去，不断产生或将要产生伟大作家的时代，还是危机四伏，整个社会在思想、精神上贫乏、全面衰败的时代。如《一九三三》这本书结尾引贺拉斯的一首诗所说的： 劣于祖辈的父辈生下了 更无用的我们，而我们很快又要养出 还要糟糕的后代 自然，洛维特在谈论这些问题的时候，也不是绝对沮丧、绝望。他接着这样说，“……对于这持续的衰败，我们或许可以在康德的提示里得到安慰：在这最终的时代里，世界的末日仿佛已经近在眼前，但这时代所提示的‘现在’，其实跟历史本身一样古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