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1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535(2009)04-102-105-4 港澳文学是中西文化的混血儿，既有着西方殖民色彩的现代文化因子，又割舍不下千年积淀的华夏传统。港澳文学中的“中国形象”与港澳文学一样，在港澳地区独特的地缘、历史和文化光芒的掩映下显得格外引人注目，它们凝聚着港澳同胞绵延不断的中国情结，诠释着港澳文学复杂的文化身份。但作为华文文学领域内两个联系密切而又彼此独立的地域文学实体，香港文学与澳门文学在想象中国、建构中国形象的方式和策略上又显然各有特色。本文试从政治、经济和生态三个层面来对港澳文学中的“中国形象”予以对读，借以印证文学生产场域与社会场域之间相互制约的逻辑关系，并以此揭示港澳不同文学场域“中国”想象的话语差异及潜在因素。 一、政治中国：自由风里的权力想象 著名社会学家布尔迪厄在探讨社会场域中文化场与权力场的关系时曾经指出，文化场域是个“具有自身独特逻辑的社会空间”，但又“伴随着权力机制一起产生”，“知识分子的背后总存在着一种政治”[1]，因而港澳文学场域中的中国形象势必与港澳社会现时的权力状态密切相关，港澳文学对政治中国的想象也最能反映港澳本土社会权力场域的现状。香港和澳门自古以来就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但在近代又分别被英国与葡萄牙殖民者所侵占，经历了一段在夹缝中生存的屈辱岁月。长期与祖国母体的分离让香港文学与澳门文学中的“中国形象”涌动着一股深沉而浓重、复杂而深刻的情感，这其中既有着对家国破败、山河流泪的“恨”，又有着对祖先血脉与传统文化无法割舍的眷恋。家国意识告诉他们，他们是中国人，是炎黄子孙，但长期的隔绝又让他们的国家概念逐渐淡薄，在一些时候港澳人的“我城”意识甚至超过了“中国”意识。 美国学者阿巴斯(Acbar Abbas)认为，香港的历史与文化与其说是“无中生有”，不如说是“有中成无”，总是建筑在“消失的政治”前提上，“这种消失，并非指的是空间的抹消，而指的是一种不断游徙、穿梭、置换的状态，甚至以空作多的技术”[2]。西西的小说《我城》正揭示了香港人只有城籍而没有国籍，一直苦苦在城与国、中与西之间徘徊迷茫的身份追寻：“如果在中外帝王之间选择，当然要做黄帝的子孙，但作黄帝的子孙有什么好处，还是没有护照……我们的国家在地图上是一片形状如海棠的叶子”。对香港人来说，“中国”二字作为种族与文化的意义已经大大超过其本身的政治涵义，他们深深地认同民族文化，能轻松地在与生俱来的传统中找到自己的根，但要让香港人在短时间内彻底改变几代人习以为常的生活方式和政治理念，转而接受另一种完全不同的意识形态与政治制度，似乎也是不可能的。港人对中国的这种矛盾、恐惧和焦虑的心态在香港回归前的“九七”文学中得到了集中的反映。面对即将到来的“九七洪水”，梁锡华的小说《头上一片云》通过香港社会形形色色的小人物，生动地展现了漂浮在港人心头那片挥之不去的愁云。小说中有不惜拆散女儿爱情将其远嫁外国医生作填房来“逃避洪水的天梯”实现全家移民梦想继而“笑傲可怜的香港和可怜的远东”的牧师，也有如大多数香港人那样“静以待变”的大学教授，有“左爱国右爱国”背地里早已买好哥斯达黎加护照的议员，还有“左右两方好话都说”见风使舵的文化商人。 文学作品中塑造的异域形象是社会集体想象的产物，同时也会随着作品的传播促使社会民众形成更加稳固的认知范式。“九七”回归前，香港人对大陆的恐惧和不信任很大程度上来自于当代香港文学对“文革”中国社会形象的负面描述。这是“一个由绿军装、红臂章的娃儿控制的世界”，“老百姓全都穿灰蓝衣服，总是有游行和大规模的破坏。众人学艺不前，急剧退步。营营耳语，闪闪目光。堂堂大国，风度全失，十亿人民，沦为举止猥琐、行藏鬼祟的惊弓之鸟”[3]。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学背景，“文革”期间中国大陆社会疯狂和亢奋的时代情绪在一些香港作家的文学想象里被渲染到了极致。在李碧华的小说《霸王别姬》中，“文革”就像一根导火索，瞬间将小说的情节引向高潮，曾经台上夫妻、台下兄弟的“霸王”与“蝶衣”在相互批斗、相互揭疤的“节目”中大翻旧账，一个精神崩溃，一个因爱成恨，二人从此咫尺天涯。而在她的另一部小说《青蛇》中，就连西子湖畔千古传奇的青蛇与白蛇这样法力高强的异界妖魔都无法忍受在“文革”中所遭受的人间折磨，最终悄然隐退。辛其氏的小说《真相》更是上演了一幕孪生姐妹反目为仇、自相残杀的社会悲剧，小说将“文革”设置为故事层层面纱下的罪魁祸首，因为正是“文革”是非颠倒、黑白不分的社会现实才酿造了世间人性扭曲、道德沦丧的恶果。大多数香港作家并未亲历过文革，但在他们的笔下，那些声势浩荡的批斗场面和血淋淋的残杀细节却时刻充斥着我们的感官，文革恐慌与压抑的时代气息甚至比许多大陆作家都表现得更加惊心动魄。香港作家将文学想象发挥到极致，竭尽全部的想象力，用各种夸张的表现方式强化着“文革”对人内心所造成的强大震撼。因为在他们看来，“文革”这场荒唐的政治运动原本就是一场灭绝人性，充满暴力、色情和杀戮的战争，只有使用血淋淋的残酷才能最终暴露“文革”的真实本质。血腥与暴力场面的铺陈是香港发达通俗文学所擅长的，也为香港文学对中国政治形象的想象增添了浓烈的色彩与回味。显然，香港文学对于中国封闭、独裁、野蛮、激进、疯狂形象的集体想象也是受到了冷战时期西方世界对于社会主义制度和中国政治模式妖魔化论调的影响。 与香港文学对“文革”中国浓墨重彩的极端描述相比，澳门文学似乎显得较为冷淡与默然，少有上文所列举的残酷与血腥，所有的苦难都在轻描淡写的三言两语中一带而过，显示出一种超然世外的冷静和客观。在澳门小说家劲夫的短篇小说《为谁呐喊》中，大陆乡间信用社的普通出纳员余立明，因为文革时向信用社借款两百替一个被“清洗回乡”的远房叔伯收硷而遭受了种种非人的磨难。然而小说却为我们描绘了一幅令人过目不忘的画面：“记不清有多少个深夜，他独个儿跑到村后那小山上，坐在那棵古老而高大的松树头下，听静夜里蟋蟀的叫鸣；抬头远眺，点点星光没有丝毫神采，月缺的苍老，更被重叠的浮云掩盖，无尽的苍穹，虽是深邃五音，周围却显得低沉和灰暗”。小说的语言含蓄而诗意，深夜下的古树、虫鸣、星光、残月、浮云、苍穹构成一幅凝重的泼墨山水画，极具古典意蕴，又深得中国“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的审美要义。在陶里散文《朦胧月下的沙面》里也有一段文字写到了他眼中的文革中国：“那正是文革末期的广州，望着灰暗的家家户户门墙，望着滚滚黄浊的珠江水，不尽想到‘郁孤台下清江水，中间多少行人泪！’内心波涛翻腾而哀伤”。亲眼目睹“母亲城市”的苦难，作者并非以“他者”的身份冷眼旁观、置身于外，而是用不经意间吟诵的一句古诗恰当地抒发了自己对中国文革时代的悲情，内心的痛楚跃然纸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