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5310(2009)-05-0025-08 1984年前后，随着中国社会的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市场意识的崛起，在中国维持了几十年的计划经济体制逐步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在这个转型过程中，作为城市的细胞的单位、家庭和市场也正在悄悄发生着变化。刘震云的《单位》(写于1988年12月，刊于1989年第2期《北京文学》)和《一地鸡毛》(写于1990年10月，刊于1991年第1期《小说家》)均被列为“新写实小说”的代表篇目，两篇小说均以来自农村的大学生小林为主人公展开叙事，随着故事场景在单位、家庭和市场之间变换，小林也曾经有过大学生、单位人、丈夫、父亲、临时的个体户老板等身份变化。时隔近二十年，当我们在距离之外重新审视这两篇以“探究生存本相，展示原生魅力”[1]著称的“新写实”小说时，发现它以文学的方式“真实”地呈现和建构了80年代的种种“喧哗与骚动”，成为我们重返80年代、观察社会转型期的城与人的复杂关系的一个窗口。在小林的精神蜕变和再社会化的过程中，单位、市场和家庭对他进行了哪些“改造”？都市意识是如何置换了小林的知识分子意识和民间意识，进而成为小林的生存哲学的？刘震云为我们建构了一个怎样的80年代？《单位》和《一地鸡毛》为我们提供了80年代城市人的生存状态的“日常图景”，成为我们理解这些问题的一个入口。 单位机制：改造与认同 小林是80年代初进入大学的“天之骄子”，他和大学同学“小李白”都是那个年代典型的文学青年。“当年在学校时，两人关系很好，都喜欢写诗，一块儿加入了学校的文学社。”[2]180在一个“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重新成为时代主题的氛围中，“大家都讲奋斗，一股子开天辟地的劲头”。[2]1801984年小林大学毕业，刚到单位时，小林满身都是年轻人的孟浪和学院文化的自由之气，他“学生气不轻，跟个孩子似的，对什么都不在乎。”[3]123他不仅常常迟到早退、不主动打扫卫生、常常约同学来办公室聚会、经常和人顶嘴，而且说话也不注意、经常冒犯别人。当单位的党小组长老乔劝其入党时，他甚至语出惊人：“目前我对贵党还不感兴趣。让老何先入吧！”[3]123刚入单位时小林的身上保持着“新启蒙”思潮中知识分子的所秉承的自由、独立、个性解放等精神品格。但是他因此而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小林幡然悔悟得太晚了。到单位三年，才知道改掉自己的孩子脾气。”[3]123因为，在计划经济条件下，“单位制度，涵盖了一个城镇居民生活的方方面面，它不仅是一种制度体系，同样也能个性化地刻画人的具体存在方式。”[4]单位人赖以生存的几乎所有生活资源和象征资本都是从单位中获得的。于是，小林开始积极地向单位靠拢，开始了自己“单位化”的蜕变过程。 值得注意的是，小林虽然“幡然悔悟”积极向单位靠拢，但“悔悟还不是自身的反省，是外界对他的强迫改造”。[3]123这种改造意味着小林要不断地接受单位有形无形的规约。“五一节”分梨时，除了当上副局长的老张分到了好梨外，包括副处长老孙和党小组长老乔在内的其他单位成员都只能分到坏梨；出差的时候，副局长老张可以享受软卧车厢的待遇，而老孙和小林则只能坐硬卧；而且小林在上铺，老孙在下铺。当上副局长后，老张可以独自享有一间“宽敞、明亮、干净、安静”，并且有大沙发和程控电话的办公室，上下班都有车接送，其他的单位成员则只能多个人挤在一个办公室。老张、老孙、老何曾在同一个集体宿舍住过，但是后来因为老张当了副局长就搬进了“大客厅可以跑马”的五居室，老孙当了副处长搬进了三居室，只有老何“老少四代九口人”挤在一间十五平米的房子里。因为级别的差异，“搞来搞去”三人就成了“爷爷、孙子和重孙子”的关系，真是令老何哭笑不得。老何在单位的处境给小林以极大的启发和警示。因为和同学相比，“大家一块大学毕业，分到不同单位，三年下来，别人有的入了党，他没入；评职务，别人有的当了副主任科员，有的当了主任科员，而小林还是一个大头兵。”[3]123于是再聚会时，同学间就产生了“不自在”，“玩笑开不起来了”。除此以外，在分梨、开会、聚餐、发电影票、发粮票、发药品等等日常工作的方方面面，等级成为资源配置的一个重要的区分标准而影响着单位人的利益、关系，对其形成强有力的规训和潜移默化的渗透。“钱、房子、吃饭、睡觉、一切的一切，都指望小林在单位混得如何”。[3]125 在一个相对封闭的空间内，“依据的是单位定位和分割原则。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位置，而每一个位置都有一个人。”[5]所以，“渐渐小林有这样一个体会，世界说起来很大，中国人说起来很多，但每个人迫切要处理和对付的，其实就身边周围那几个人，相互琢磨的也就那么几个人。”[3]125为了在单位得到相应的资源配置，小林只有通过不断的努力到达一定的位置和等级。于是，小林一改以前的习惯，“上班准时，不再穿拖鞋，穿平底布鞋，不与人开玩笑，积极打扫卫生，打开水，尊敬老同志；单位分梨时，主动抬梨、分梨，别人吃完梨收拾梨皮；单位会餐，主动收拾桌子。”[3]125除了工作积极，政治上小林也开始追求进步。首先是艰难的入党过程，写入党申请书、写思想汇报。小林再也不能不讨好爱唠叨、有狐臭的小组长老乔了，他不但在办公室主动接近老乔，频频汇报思想，而且还在经济拮据的情况下给老乔送礼。然而，这远远不够，更重要的步子，是要和党员“搞好关系”。于是小林为了入党而周旋于同事之间：在民意测验时根据副处长老孙的意见投票，辛辛苦苦地为作了副局长的老张搬房子。虽然觉得小彭不是党员、帮不上什么忙，但还是给她买了礼物。经过不断的努力，入党的事情总算有了很大的转机和希望。不料单位中的小彭和老乔不和却将矛盾转嫁在小林头上，又给小林入党带来了重重障碍。单位里复杂的人际关系一次又一次使小林的努力付诸东流，所以小林有时候想“破罐子破摔”，“拿出以前的大学生脾气”“教训”老乔，但是一想起自己的孩子，“就把一切都咽了”。好不容易等到老何当了副处长“住进了两居室”，阴差阳错中，小林终于搬进了地处偏僻的牛街大杂院的一间平房中。“几经折腾”，小林开始扭转自己在单位中的被动处境，一步步地向着更多的资源分配的目标迈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