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红岩》是一部家喻户晓的红色经典长篇小说，一部影响深远的共产主义教科书。1961年12月，《红岩》一面世，就一时“洛阳纸贵”，全面脱销。2002年10月，《红岩》在中国青年出版社进行第72次印刷，总印数已达到360余万册。而另据统计，在2000年，《红岩》在各地印刷出版总发行量就已突破1000万册。另外，《红岩》还被翻译成英、法、德、日、朝等十余种外国文字，拥有众多的异域读者和海外知音。正如重庆市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周晓风教授所说：“《红岩》几乎是创造了当代文学史上的一个奇迹，它把主流意识形态所要求的文学教化功能与大众审美趣味，把具有传奇色彩的人物故事与革命者的人格魅力成功地结合起来，其影响不仅超出了文学的革命意义，而且也早已不限于文学本身”。① 40多年来，评论家们定位《红岩》为“黎明时刻的一首悲壮史诗②，论述它的“突出贡献”③，推究它“长盛不衰”的原因④，探索“《红岩》的‘阅读生产’和‘《红岩》热’的生成”⑤，都有力地推动着《红岩》传播的扩展和研究的深入。但是，对《红岩》与重庆看似不言而喻的密切关系，却缺乏全面的梳理和深入的研究，其“地域文学含义则还有待于进一步加以发掘”。⑥ 的确，《红岩》是在解放战争末期的时代背景下，展现敌我双方在具有反共的巢穴与革命的山城双重身份的重庆的殊死斗争，描写重庆地下党的革命活动的长篇小说，在它展开的从被捕的革命者在敌人秘密监狱中的斗争活动到重庆地下党领导的狱外的城市地下斗争、农村武装斗争之间的开阔的叙述视野和小说空间中，毫无疑问地折射着重庆特殊的民俗文化内容。在我们看来，《红岩》也是记载重庆1948-1949年的英雄历史，凸显重庆城市、重庆人民和革命者的英雄品格的当代红色经典，蕴涵着丰富的重庆民俗文化因子，折射着重庆民俗文化。但是《红岩》中的重庆民俗文化内容到底有哪些？具体而言，小说《红岩》中的重庆民俗文化大致包括以下几个层面： 1、社区文化层面。先看第一章对重庆市区的描写。天色晦暗但挤满行人。赤脚报童既呐喊国际新闻“美国原子军事实习，第三次世界大战即将爆发”，也吆喝本埠消息“公教人员困年关，全家服毒”。既有“街道两旁的高楼大厦，商场、银行、餐馆、舞厅、职业介绍所和生意畸形地兴隆的拍卖行，全都张灯结彩，高悬着‘庆祝元旦’、‘恭贺新禧’之类的大字装饰”的景致，有“一条条用崭新的万元大钞结连成的长长彩带，居然代替了红绿彩绸，从雾气弥漫的一座座高楼顶上垂悬下来”的创新，有“新年大贱卖，不顾血本！”“买一送一，忍痛牺牲！”的大字招贴，有纪功碑顶上的广播喇叭里播唱“好花不常开，好景不常在……”的“一个女人的颤音”，也有“仓仓皇皇的人力车伕”、“垂死挣扎、濒于破产的苦脸”、“抢夺烟蒂的流浪儿童”。有“插着星条旗，涂有显眼的中国字：‘美国新闻处’”的轿车，也有“高翘着的屁股上，被贴上了一张大字标语：‘美国佬滚出中国去！’的最后一辆汽车。”⑦从这些不无矛盾、讽刺、荒唐与滑稽的社区街道掠影中不难看出战时都市的重庆的那种空前的都市化的繁华与浮华背后的经济凋敝、动荡不安，那种颓废与坚强，那种醉生梦死与举步维艰，那种国际化与本土性，那种耀武扬威的国际援助与不拘一格的民间反抗。这些都显示着重庆民俗文化的包容性、多元性与复杂性。正如有重庆学者指出的，重庆是在“北方的南方，南方的北方，东部的西部，西部的东部”，是典型的“中介地带”⑧，重庆的特殊地理位置造就了他特殊的民俗文化特征。而《红岩》的此类社区文化描写是深得其精髓的。 再看第八章对重庆茶园的描写。那是“闹哄哄”的场面。目之所及是“穿西服的，穿军服的，穿长袍马褂的顾客，不断地进进出出”的各种服装的混杂，是“嗜爱品茗的名流、社会闻人和衣着华丽的男女，还有那些习惯在茶馆里了解行情、进行交易的掮客与富商，政界人物与银行家”与“喜欢在浑浊的人潮中消磨时光的人”等各色人等的杂处。耳之所闻是“高谈阔论，嬉笑怒骂的声音，加上茶碗茶碟叮叮当当的响声，应接不暇的茶房的喊声”，是“叫卖香烟、瓜子、画报、杂志的嘈杂声，有时还混进一些吆喝乞丐的骂声”。这种色彩斑斓人声鼎沸的热闹气氛既是中国源远流长的茶馆文化的缩影，也是重庆社区文化、民俗文化的一个重要方面，其开放、平等、鱼龙混杂与五光十色也富含山城的民俗文化特色。 2、方言文化层面。一般而言，民俗普遍存在于社会生产生活之中，通过人们沿习承传，共同遵照而作为传统文化沉淀下来。某些民俗符号就是借助语言描摹记录或口头相传而得以流传。因此，方言是民俗文化的重要内容之一，独具个性的方言是某种独特的民俗文化的重要载体，透露着丰富的民俗文化信息。在小说《红岩》中，四川话(重庆话)，或者说重庆市民特点鲜明的日常用语得到了较多的表现，显示着重庆民俗文化的重要方面。诸如“训导长，啥子叫感情冲动”，“你们两个硬是城隍庙的鼓锤——一对”，“装死，捶他狗日的”，“我们先推几位老师傅出来承头……大家说要不要得”，“夜深了，不要尽熬夜”，“中央社的消息，拿来揩屁股都嫌太脏”，“开初几天，怕不大惯适？你看，硬是比县份上的班房恼火”，“咋个不得这些怪病嘛”，“通缉个屁！”，“有钱人见了耍脱脑壳！”，“说得轻巧，吃根灯草。放走了共产党，上头不敲你的沙罐”，“这条路不清净啊”，“不消泡茶了”，“二天我来找你们耍”，“他二辈子也休想再骗我”，“他龟儿子哄人”，“没得问题吧”，“哈，打得安逸”等等。如果在大致的意义上翻译成普通话，“啥子”就是什么，“硬是”就是真是，“捶他狗日的”就是打他，“承头”就是领头，“要不要得”就是可以吗，“尽”就是老是，“揩屁股”就是擦屁股，“惯适”就是习惯，“恼火”就是“不舒服”，“咋个”就是怎么，“个屁”就是什么，“脑壳”就是脑袋，“敲你的沙罐”就是杀头，“不清净”就是不安全，“不消”就是不用，“二天”就是改天，“二辈子”就是下辈子，“没得”就是没有，“安逸”就是过瘾。但是，比之普通话，这些方言或是更形象(如“硬是”、“敲你的沙罐”)，或是更隐讳(如“不清净”)，或是更绝决(如“二辈子”)，总之具有更强的表现力，而且更合乎人物的身份个性。这些独具特色的方言的运用，无疑给小说打上了鲜明的重庆民俗文化烙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