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魏金枝，浙江嵊县黄泽白泥坎村人，1917年17岁时考入浙江第一师范学校。本名魏义荣，因借用魏金枝的毕业文凭获得的报考资格，入学之后便改名叫魏金枝。名字的原主人为某地主少爷，故有人觉得贫寒子弟从此便顶着不相称的“金枝”，似蒙屈受辱①；此后素有“乡土作家”之誉的魏金枝用着这个名字写了诸如《任樟元和三个地主》一类的小说，倒是颇为微妙的反诘。 当时，他赴杭报考的还有浙江省立第一中学，亦被录取；但考虑到费用以及就读一师对于谋职的便利，故选择了能减免学费、得到膳费补贴、且具有职业资质培训特色的一师。魏金枝若读了省立一中会成长得如何未能预料，已然确知的是，魏金枝的文学基质，是被一师所激发出来的；而由激情诗人至沉郁作家的心路，同样是在一师铺就。 在魏金枝入学的1917年到1919年这一时段里，浙江一师的国文教育实质上经历了三个分期。1919年之前，便是夏丏尊，也还是在教室里带着众学生摇头晃脑地哼着邱迟与陈伯之书，不输于塾师的起劲②。破旧立新之时势或裹挟而来，但卷带而走的汹涌中总有沙金沉淀。魏金枝之读先秦诸子读出别样兴味来，特别是在庄子与列子的论集里，为立论而存在的故事恍若兀自闪烁的珠玉，勾摄着魏金枝的目光，引他身心贯入。他由“庄列寓言”获益良多，除却写作小说的借鉴外，后来索性自己重新编写了诸子论集与列代笔记里的“寓言”，合成一集。 1919年，除了已随一师风雨与共多年的夏丏尊，校长经亨颐另邀得刘大白、李次九、陈望道加入一师国文教学改革。四人同为国文主任教员，被浙江教育界谓之“前四金刚”的便由此齐集。其一边联手制订《国文教授法大纲》，选编新教材；一边便以决然成事而非试点实验的态度开始实践授课。此为第二期。 《注音字母教育法》、《新式标点的用法》、《国语法》之类的教材，着眼工具性，突破的是语文载道的洪闸；但更有取自《新青年》、《新潮》、《每周评论》的课文篇目，致力启蒙人文，由此贯入的新思潮奔突激荡。随第二期因而至的激变的果，便是浙江一师的国文课凝聚现在、当下、时代一刻，成为了教师近乎不再课堂讲授、而以学生争辩社会人生问题为主要形式的研讨会。这还不够，激情荡开教室，冲出校园。魏金枝便以无限的狂热投入了各种学运当中。他参加抵制日货的活动；参与组织“全国书报贩卖部”推销相关宣传新思想文化的书籍；积极投身于“打省议会”(省议会提出“议员加薪案”，一师学生联合其他学校同志赴会旁听，与其产生冲突，最后“自己给自己加薪的议案”被撤销，此役被称为“打省议会”)与之后的“一师风潮”。 涌动的变革激情也许与“话”、“言”的渊源更大些，但作为“文”的魂魄反失之飘渺，实绩范例的匮乏也空陷了通向质的捕捉的途路。作为南方新文化运动重要之役——1919年的浙江一师风潮，彻底平息要到1920年的春天。经亨颐与“前四金刚”都离开了学校，但朱自清、俞平伯、叶圣陶、刘延陵等陆续来到一师任教无疑是对一师国文教育的某种整束与再度发轫。魏金枝在《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校友会十日刊》上首次发表了自己的诗作《泉》，以欣然的冲涌开始他的文学之流。 接着1921年，由潘漠华发起，汪静之响应，邀同校冯雪峰、魏金枝、赵平复(柔石)等参加的课余文学团体——晨光社组建。入社的还有在杭的浙江女师等其他学校的学生，而社团的顾问则请一师的国文教师朱自清、叶圣陶等担当。“晨光”自然是时代的晨光，光呈暖色却非全然熏燎着血火，而是映衬着湖畔草长莺飞里吸吮晨露的幼雏待哺嗷嗷的初声。晨光文学社定期组织活动集会，交流读书心得与各自的诗作，将比较优秀的作品发表在杭州当地报纸的《晨光》副刊上③。另外，魏金枝的稿子最多的是投向上海《民国日报》的《觉悟》副刊。之后，晨光社中的汪静之、潘漠华、冯雪峰与上海的文学青年应修人结成了初始的湖畔诗社，而魏金枝没有参加。直接的原因便是湖畔诗社的缘起：应修人因汪静之的诗名与其通信并来杭相见，伴游中向汪提出想再结识几个诗友；而泛舟湖上的西湖划子却又以四人之容为限。汪静之便叫上了平日相交甚好、学级相仿的潘漠华与冯雪峰。四人且行且吟，游兴诗兴都盎然得很，应修人便提议结成湖畔诗社④。 就某一方面而言，比诸1917年入学的魏金枝与1918年入学的赵平复，汪静之、潘漠华是1920年入学的同班同学，而冯雪峰更是1921年才入学的新生，未经“破旧立新”的曲折，打开大门来便是“湖畔”新风拂面，这稚嫩的却开天辟地全新一格的新诗却正要在他们的笔下才恍然天成。而与魏金枝此时诗作中“拼死”斗争的狠劲的朔风难以汇到一处。 1924年，魏金枝主动要求，经汪静之介绍也加入了湖畔诗社。同年入社的还有经应修人引荐的谢旦如。魏金枝将自己的诗汇编成《过客》一集，打算作为湖畔诗社继《湖畔》、《春的歌集》之后的第三本诗集出版，但魏金枝最后连印刷费都未能筹足。湖畔诗社刊行前两本合集的费用，实质上全由在上海棉业银行工作的应修人一人筹措。虽也算是同社成员，魏金枝与之并不相熟，要出自己的个人诗集自然不好向他开口。而同社的同学汪静之、冯雪峰、潘漠华亦过得捉襟见肘，反还受着应修人的接济，更别说能帮到魏金枝了。倒是谢旦如的《苜蓿花》，作为湖畔诗社的第四集，在1925年3月自费印刷出版了。诗集不能够面世，不能不引以为憾，毋论是否能藉此以“湖畔诗人”的身份蜚声文坛，多少是少了一个令自己才华彰显的机会。而最让魏金枝心溃意阑的是1926年，他将诗稿又归拢来，交给上海书店出版。他的满心期待正遭逢“四一二”事件，便是昔日的一师同学、上海书店的经理徐白民自己也身陷囹圄，诗稿的下落更是无从查起。轮盘里一而再的空格轮回，诗稿与转过的时年却都无法复制。魏金枝的诗才或在，诗情却在走出校门后的社会时代里渐渐冷却。他不再写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