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0246(2009)10-0017-10 从历史与地理因素看，东北明显不具备鲁迅研究的区域优势。东北学人处于学术的边缘，要获得中心发言权，必然要付出更多的努力。建国以来，东北学人在一种并不有利的环境下，勤奋思考、不懈努力，使东北的鲁迅研究逐步形成了一个独特、稳定的研究系统，书写下中国鲁迅研究历史的重要篇章。经过几代人的努力，东北学人在对鲁迅传记、文本阐释、思想本体、中外文化关系等诸方面的研究中不断开辟出鲁迅研究新的生长空间，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总体看来，最初一代学人集中于鲁迅作品与传记的研究，之后向思想研究与比较研究等领域进行拓展，思想研究与比较研究成为年轻一代学者研究的主要内容。 一、鲁迅史料与作品研究 新中国鲁迅研究60年的历史经历了曲折的过程：由新文学作家到左翼运动的旗帜，到民族精神的象征，再到“文革”中研究的困境，直到1980年代，研究才回归到鲁迅的本体世界。就鲁迅本人及其作品而言，研究的特点表现为回归鲁迅和鲁迅艺术世界的本体，努力发掘鲁迅人性本体和艺术文本的独特审美价值。 如果从时代距离来说，吉林大学中文系教授废名(冯文炳)在东北学人中应该说是与鲁迅关系最密切的研究者。作为中国20世纪二三十年代著名的作家，他多次在鲁迅的言辞和文章中出现。当然，作为鲁迅的弟弟周作人最为得意的门生，鲁迅并不欣赏废名。1950年代初，废名来到东北，生活、思想和艺术价值观都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他对鲁迅推崇有加，1958年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了他的鲁迅研究著作《跟青年人谈鲁迅》。这本杂谈性的著作体现的既是废名自己鲁迅观的改变，也是当时初具影响的“学鲁迅”的时代风气，在对于鲁迅研究历史的深入和拓展上并没有明显的突破。但是，废名的鲁迅研究却为后来吉林大学鲁迅研究在中国学界的地位奠定了基础，起到了筚路蓝缕的重要作用。 东北师范大学文学院蒋锡金教授是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从事抗日文艺运动与创作的诗人、作家、评论家，1920年代末开始发表鲁迅研究的文章，共和国成立后参加了初版《鲁迅全集》的编辑出版工作。蒋锡金最初关注鲁迅诗歌的研究，当时发表的《鲁迅与高尔基》、《鲁迅与诗歌》、《鲁迅诗话》、《摩罗诗说》等文章，被收入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六十年来鲁迅研究论文选》和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出版的《鲁迅研究学术论著资料汇编》等论文集中。“文革”结束之后，他仍关注鲁迅的新旧体诗歌，发表了《〈自题小象〉和“婚姻说”》(《新苑》1981年第3期)、《范爱农其人和〈哀范君三章〉——〈鲁迅诗直寻〉之一》(《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1年第5期)等文章。在研究中，蒋锡金把鲁迅的创作与诗人气质联系起来，认为虽然鲁迅后来放弃诗歌写作，但实际上他的杂文仍没有离开摩罗的传统，因而“自有新诗运动以来，中国没有一个诗人曾达到过鲁迅先生的诗的造诣，更没有一个诗人曾造成过比鲁迅先生更大的诗的业绩，这也就是说，没有一个比鲁迅先生更配得受诗人的称号”①。 蒋锡金是鲁迅时代的文学青年，他阅历丰富、记忆力惊人，与许广平交往较多，“文革”结束后的研究文章多以事为主，从而为鲁迅的生平、传记、思想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史料。如《鲁迅与光复会》(《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79年第2期)、《鲁迅与任国桢》(《新文学史料》1979年第2期)、《鲁迅为什么不去日本疗养》(《新文学史料》1978年第1辑)、《鲁迅的四去日本》(《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79年第3期)、《鲁迅和东北作家》(《社会科学战线》1981年第3期)等。 辽宁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彭定安对鲁迅的研究始于1950年代中期。同许多人一样，彭定安的鲁迅研究也起步于“学鲁迅”。文革结束后，他出版发表了大量的鲁迅研究论著。其中，《鲁迅诗选释》结合鲁迅的思想特征对鲁迅的旧体诗歌进行了简明、清晰的分析研究。《鲁迅评传》以如实描绘的态度与不拘一格的自由风格在众多鲁迅传记中形成了自己的特色，提出许多新的见解。特别值得高度重视的是，彭定安较早地提议把鲁迅作为一个独立的领域进行研究，他于1980年提出建立“鲁迅学”的倡议。他在《一个建议：创立鲁迅学》(《鲁迅学刊》1981年第1辑)、《关于鲁迅研究的设想》(《鲁迅研究》1983年第1期)等文章中论述了建立“鲁迅学”的必要性。《鲁迅和他的同时代人》(春风文艺出版社，1985年)及《突破与超越——论鲁迅和他的同时代人》(辽宁大学出版社，1987年)两部著作是彭定安为“鲁迅学”构想的重要成果。《突破与超越——论鲁迅和他的同时代人》以对鲁迅同时代人的考察为突破口，掌握鲁迅生活的时代特征与历史特征，由此确定鲁迅个人的历史在整个历史中的特殊位置，清晰地论述了鲁迅对同时代的众多人物的突破与超越。《鲁迅杂文学概论》是对“鲁迅学”中鲁迅作品研究的充实，著作着眼于鲁迅杂文缺乏充分研究、没有得到较好地推广的现实，对鲁迅杂文的产生发展进行了全面的论述，并深入地分析了鲁迅杂文思想的来源。进入1990年代，彭定安仍致力于“鲁迅学”构想的充实与建设。有的学者对此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将鲁迅研究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独立开来，使之成为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比肩而存并且其内涵的丰富性超过了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鲁迅学’，彭定安是首倡者与奠立人。”② 与彭定安同在辽宁省社会科学院的马蹄疾是鲁迅传记研究的专家。他在鲁迅研究领域做了大量史料收集考证工作，著有《鲁迅讲演考》(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鲁迅与浙江作家》(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鲁迅：我可以爱》(四川文艺出版社，1995年)等专著，与他人合作《鲁迅和他的同时代人》等研究专著，参加了《鲁迅全集》(1981年)书信部分的编辑注释工作，并参与了《鲁迅大辞典》的编撰工作。马蹄疾为鲁迅书信的考定作出了贡献，《读鲁迅书信札记》(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针对以往鲁迅书信各版的局限，进行重新校读、整理。著作包括15篇文章，对鲁迅书信中的人物、事件以及书信的时间和内容进行了辨正，在校勘鲁迅书信中发现了多处错标、误校。先生治学方法严谨，提出“三个王国二十四条办法”的读书写作原则，认真严肃地对待鲁迅遗产。《鲁迅讲演考》在鲁迅讲演史实方面进行了大量考证，是研究鲁迅生平思想的重要参考。论著提供了鲁迅讲演从1916年开始有内容可考的24年间的66篇讲稿，以史实为重，尽量保存史料原貌。比如不直接更改错处，而是以注释标出，对不确定之处不下断言，而是指出“据当时听讲人回忆”。马蹄疾为鲁迅美术活动领域的研究也作出了贡献，著有专著《鲁迅木刻活动年谱》(人民美术出版社，1986年)、《鲁迅和新兴木刻运动》(人民美术出版社，1985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