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一些现代文学史论著在评价湖畔诗人尤其是汪静之的诗歌时，它们引述的权威观点往往有别，甚至截然相反。例如，贺圣谟在《论湖畔诗社》一书中写道：“对《蕙的风》，周作人认为：‘在他那缠绵(本文中所有字体下的着重号均为笔者所加)宛转的情诗里，却是有许多佳句。’周作人当年的剀切议论可谓高屋建瓴，而对文学新人的扶植提携，又令人感动。”① 论者认为《蕙的风》是“缠绵的”。但马良春和张大明主编《中国现代文学思潮史》却是另外一种引述：“朱自清在《湖畔》诗集问世不到一个月的时候，就著文‘就艺术而论’，将四人加以区别。……汪静之‘也还平正’……在为《蕙的风》写的序言中，朱自清对汪诗的艺术倾向有进一步的说明。……其咏歌的‘又只是质直，单纯的恋爱，而非缠绵，委曲的恋爱’。”② 这里，著者认为《蕙的风》是“非缠绵”的。同样的，钱理群等著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在谈到湖畔诗人的创作时，没有引述朱自清在《读〈湖畔〉诗集》一文中评价湖畔诗人时所说的“缠绵”，却以偏概全地引述了朱自清在《蕙的风》序言中评价汪静之诗歌的话：文学史上称这四位诗人为“湖畔诗人”……他们的爱情诗与自然景物诗都带有历史青春期的特色：“赞颂的又只是清新，美丽的自然，而非神秘，伟大的自然；所咏歌的又只是质直，单纯的恋爱，而非缠绵，委曲的恋爱。”③朱寿桐《中国现代社团文学史》④、陆耀东的《中国新诗史》(第一卷)⑤、陈国恩《浪漫主义与20世纪中国文学》⑥的引述基本上也是如出一辙。可是，邱文治在《现代文学流派研究鸟瞰》引述的却又是朱自清在《读〈湖畔〉诗集》所讲的《湖畔》是“缠绵”的说法：“最早提出湖畔诗派风格特征的是朱自清的《读〈湖畔〉诗集》。文中说：‘大体说来，《湖畔》里的作品都带着些清新和缠绵的风格……’这里，……朱自清……对他们的生活和性格十分了解，因而能准确地抓住他们的艺术特征，作出亲切而中肯的评价。”⑦召林在《中国现代新文学批评研究》⑧也持同样的观点。 那么，汪静之的诗到底缠绵还是非缠绵？为什么朱自清认为《蕙的风》非缠绵而《湖畔》缠绵？这里不妨把他1922年2月1日为汪静之的诗集《蕙的风》所作序言的原话照录如下：“他的诗多是赞颂自然，咏歌恋爱，所赞颂的又只是清新，美丽的自然，而非神秘，伟大的自然；所咏歌的又只是质直，单纯的恋爱，而非缠绵，委曲的恋爱。”⑨ 1922年5月18日朱自清又为包括汪静之在内的湖畔四诗人出版的诗合集《湖畔》写的评论《读〈湖畔〉诗集》，又这样写道：“大体说来，《湖畔》里的作品都带着些清新和缠绵底风格，少年的气分充满在这些作品里……就诗而论，便只见委婉缠绵的叹息而无激昂慷慨的歌声了。”⑩ 从上面的两段引文可以看出：朱自清认为汪静之《蕙的风》咏歌恋爱是“非缠绵、委曲”的，而认为以汪静之为主的包括潘漠华、冯雪峰、应修人四人合著的《湖畔》大体上是“清新缠绵”、“委婉缠绵”的。实际上，《湖畔》诗集中本身就收集有汪静之《蕙的风》中的部分诗，那怎么会在《蕙的风》中非缠绵而到了《湖畔》中就缠绵起来了呢？ 使问题更加复杂化了还有周作人和胡适的意见。周作人在1922年10月12日《晨报副刊》上发表的专门评价《蕙的风》的文章《情诗》，这样写道：“静之的情诗即使艺术的价值不一样，(如胡序里所详说，)但是可以相信没有‘不道德的嫌疑’……读汪静之君的诗集《蕙的风》，便想到了‘情诗’这一个题目。……静之因为年岁与境遇的关系，还未有热烈之作，但在他那缠绵宛转的情诗里，却尽有许多佳句。”(11) 按理看，周作人认为《蕙的风》是“缠绵宛转”的，而在他之前，胡适在序言中也称《蕙的风》是“呻吟宛转的情诗”，可以说他俩对《蕙的风》的评价是一致的；周作人在文中也提及了胡适的序言，却没有提到朱自清的序，这至少证明周作人是认可胡适所作的《蕙的风》序言的。 作为当时著名的教授周作人和新文化领袖的胡适都认为《蕙的风》缠绵呻吟且宛转，而作为一名刚刚从北大毕业两年的朱自清为什么居然会认为《蕙的风》“非缠绵委曲”呢？ 按，《蕙的风》总共有四篇序言，但许多人忽视了其中有两篇就都写在汪静之的部分诗歌创作之前。这两篇是朱序和胡序，序末分别标明的是“朱自清。扬州，南门，禾稼巷。二二，二，一(即1922年2月1日，笔者注)”；“十一，六，六。胡适(即1922年6月6日，笔者注)。”但《蕙的风》中最后一组诗《离杭州之晨》，却是1922年7月2日写就。序言居然写在作品之前，如此现象在古今中外的序言写作史上可能还是不多见的。究其实，如果按汪静之对《蕙的风》的早期运作情况来看，还应该有一篇更早的序，那就是周作人在1921年9月15日就为《蕙的风》写好的序，不过，到最后出版时汪静之没有采用(12)。这样算来，《蕙的风》就有三篇序言都提前写作了，这是为什么呢？这或许与汪静之当时年幼浮躁、经济窘迫和计划不周有关：汪静之当时请周作人写序时还是一个不到19岁的学生，但他已经创作了50首诗歌，试想，1920年胡适出版的《尝试集》总共46首，1921年郭沫若出版的《女神》加上序诗也才57首，所以汪静之可能也天真的认为，找名人写个序言，找出版社印刷发行，《蕙的风》出版也应该没有什么问题。他首先盯上了名教授兼著名批评家周作人，这个情况从周作人那几天的日记可以看出：1921年9月7日“得汪静之君三日函”，9月8日“寄静之函”，9月15日“寄静之函，作汪君诗序一篇”(13)，汪静之给周作人写信甚勤，周作人给他回信也很及时，所以才会有周作人所写的最早的《蕙的风》序言。接着，汪静之请了他的老师朱自清为自己写序，此情况可以从朱自清为之所写的序言中看出来：“约莫七八个月前，汪君静之钞了他的十余首诗给我看。我从来不知道他能诗，看了那些作品，颇自惊喜赞叹。以后他常常作诗。去年十月间，我在上海闲住。他从杭州写信给我，说诗已编成一集，叫《蕙的风》。我很歆羡他创作底敏捷和成绩底丰富！他说就将行印，教我做一篇序，就他全集底作品略略解释。我颇乐意做这事；但怕所说的未必便能与他的意思符合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