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3-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587(2009)06-0098-06 一、关于“姐妹情谊” 在父权制社会中，以男性利益为优先原则的父权制意识形态，无孔不入地渗透到经济、政治、文化、宗教等社会关系甚至私人情爱的范畴中，这无疑导致了两性情爱领域中起支配性作用的是男性本位的异性恋霸权，即异性恋被认为是唯一自然的性行为和情感表达方式。这种异性恋主义作为父权制意识形态的一部分，有着一套完整的价值和观念系统。在这一系统中，妇女没有选择的权力，只能接受父权制意识形态规定的具有女性气质的异性恋角色，并因此只能生存于性别等级制度宰制下的婚恋框架中，否则必然遭到排斥、诬蔑甚至身心的摧残。因此，在父权制意识形态宰制的文化史中，男性历史(history-hisstory)成为一则英雄与英雄惺惺相惜的男性神话，而女性却一再地被书写为因私欲而相互妒忌不能众志成城无法团结的性别群体，历代文人更是大肆渲染女性为了争宠而进行同性相残的故事。 随着近代以来以人性觉醒和个性解放为核心的启蒙思潮的兴起，女性得以迈出封建家庭的高墙，走进学校，走到社会上进行自由的社交，女性之间的姐妹情谊(sisterhood)也才随之浮出历史地表。“姐妹情谊”主要是作为一个政治术语出现于女性主义运动中，它虽在20世纪80年代前后淡出了女性主义，但无论是在西方还是在中国，“姐妹情谊”作为一个理论术语仍然在女性主义文学的创作与批评领域风行一时，当然这一术语的性政治色彩仍然为理论界所保留，正如肖瓦尔特所说，姐妹情谊标志着“女性团结一致的情感”。具体说来，“姐妹情谊”这一术语更接近艾德里安娜·里奇所说的“女同性恋连续统一体”，这一术语之所以被选择是为了克服“女同性恋主义”一词的中立和狭隘色彩。在艾德里安娜·里奇看来，“女同性恋连续统一体是指一个贯穿每个妇女的生活、贯穿整个历史的女性生活范畴，而不是简单地指一名妇女与另一名妇女有性的体验或自觉地希望跟她有性往来这样一个事实。如果我们扩展其含义，包括更多形式的妇女之间和妇女内部的原有的强烈感情，如分享丰富的内心生活，结合起来反抗男性暴君，提供和接受物质支持和政治援助。”[1](P39)艾德里安娜·里奇同时指出，所有的妇女一生都不断地进出于这个连续统一体中，从吮吸母亲乳头的女婴到给孩子喂奶体验情欲高潮的成年妇女，再到同一个工作场所工作的妇女，甚至那些被女人触摸的即将咽气的90岁老妇。如果认同里奇所说的“女同性恋连续统一体”，那么标示着女性间相互关联的生命状态的姐妹情谊与女性成长的关系也就一目了然了：姐妹情谊与女性生命成长的历程如影随形，既有幼时两小无猜的亲密，又有成年后对床夜语，相互慰藉并汲取生存力量的温馨，更有超越生死的无限信赖。这种女性之间的姐妹情谊或者以身体上的相互亲近来表达女性间的情感依恋，或者通过倾诉与倾听的话语交流来分享彼此丰富的情感内心生活，女性之间的相逢、相遇与相知构成女性成长这一主旋律中一段温馨的插曲。另一方面，由于在父权制社会中，成长中的女性往往处于被性别等级制度压迫和被女性气质与角色拘囿的性别境遇中，因此不论阶级、种族、宗教、社会制度的差异，作为女人的共同境遇可以将女性联合起来，建立起一种“姐妹情谊”。这种以父权制为共同靶子并反对男性对女性权力的“姐妹情谊”，多少缓解了成长中的女性在性别等级制度下生存的艰难和无助，也为成长中不断处于生存困境和性别困境的女性提供了有力的精神援助，因而成为女性成长小说中最常表达的主题之一。 早在女性文学的发轫时期，女性成长小说中就出现了姐妹情谊这一主题。庐隐的《海滨故人》、《丽石的日记》、凌叔华的《说有这么一回事》等小说都刻画了一些有着神圣的爱情理想并处于青春期成长的少女，为了摆脱封建家长包办婚姻的沉重阴影，只好借助与女伴的姐妹情谊来试图延宕被旧式婚姻吞没的命运。这因共同的恐惧和渴望缔结的姐妹情谊因不被社会认可而很快消失。值得一提的是丁玲写于上世纪20年代末的作品《在暑假中》，小说中以教师身份出现的青春少女们，不仅情感上互相依恋，甚至效仿异性情人间亲昵的拥抱、亲吻，毫不掩饰对女伴身体的喜爱，小说充溢着无拘无束的青春浪漫，对姐妹情谊大胆而自由的书写使之成为女性文本中难得的范例。但不得不看到的是，这些初步觉醒的知识女性之间所建立的姐妹情谊，仅仅是她们在主体性成长过程中拒绝成为男性欲望客体而作的权宜之策而已。新时期以来，女作家们以细腻敏感的触觉捕捉到了姐妹情谊的存在，并把它作为女性成长主题中一个不可或缺的插曲。刘西鸿在其作品《你不可改变我》中以一种主动、自觉的话语姿态构造了“我”和孔令凯那种惺惺相惜的姐妹情谊，而这种同性之间类似情欲的诱惑构成了女性成长的迷离情境。而在刘索拉的《蓝天绿海》中，“我”在目击挚友蛮子死于华年的成长悲剧后，终于悟出：处于现代社会洒脱任情的蛮子仍然承袭着始乱终弃、野蛮堕胎致死的女性传统悲剧，而正是在姐妹情谊被现实无情摧毁的过程中，“我们”共同经历了成长。 既不同于上世纪初女性成长小说中因注重精神契合而有意忽略了身体及欲望的姐妹情谊，也不同于新时期以来女性成长小说中将温馨而又凄凉的“姐妹情谊”处理成故事背景的叙事手法，20世纪90年代的女性成长小说从西方女性主义那里汲取理论营养，在价值观念多元化的社会转型期，以虽不激烈但执拗的写作姿态，把姐妹情谊的缔结视为远离甚至弃绝男性价值中心、固守女性自我的重要策略。它勇敢地突破了异性恋霸权的禁锢，大胆探索女性内心更为深层、更为隐秘的精神世界，并不避讳女性之间由于情感依恋而唤起的隐约含蓄的身体欲望，更着意渲染女性间分享苦难、互相汲取生存力量的精神相契。同时，它也没有放弃对姐妹情谊客观理性的审视，在对姐妹情谊局限性原因的探究中思考着女性主体性确立的路径。 二、共同抵御中的“亲和” 正如西方女性主义所认识的，妇女间之所以可以形成姐妹情谊是由于有父权制这个共同的靶子，在此基础上，女性这个性别群体可以超越了种族、阶级、社会制度等的差异，建立基于男女性别差异的性别路线，而这种性别路线就是号召每一个妇女从家庭和男人的关系中分离出来。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所谓的“姐妹情谊”不过是女人在成长岁月中面对异性情爱的伤害时，对来自于同性的温暖、理解、关怀的奢求和期许。邓一光的《一朵花不能不开放》中童北地成长历程的每一步坎坷，都有好友余胜利不遗余力的解围和帮助，特别是当她深陷婚姻围城之内被丈夫曾广以婚内合法的名义精神虐待甚至暴力殴打时，只有余胜利不畏权势，不畏人言，挺身而出为她解决实际困难，并为女友仗义执言：“姓曾的，我告诉你，你休想再欺负人。”对童北地而言，成长岁月中唯一与时光抗衡的就是女友那感人至深的叮嘱和追问：“童北地你真不够朋友，你应该告诉我，你告诉我我才好帮你，你不告诉我我怎么帮你呢？”在“家”的神话破裂之后，是姐妹情谊为童北地的艰难成长提供了屏障与庇护，而她们共同抵御男性暴力的同时也彼此分担了人生的苦难。如果说童北地在姐妹情谊的慰藉下，以退守心灵的策略来抵御性别压迫，从而实现女性主体性成长，那么池莉《小姐你早》中的戚润物则因女性主体性觉醒而主动构建姐妹同盟，以积极进攻的战术来对抗异性的伤害，并在这一过程中真正走向成熟。戚润物是在目睹丈夫无耻的背叛并经历了一次令人心痛的顿悟之后开始自己的成长之旅的，她与女友李开玲和艾月构建的同盟，使长期以来男权文化为女性情谊所设置的种种障碍在女性创痛性体验的交流中分崩离析。面对一个集父权制丑恶于一身的男性，三位阅历不同的女性跨越积淀了千年的文化心理的羁绊和现实冲突，携起手来，抵抗性别压迫并维护女性的人格尊严。池莉的《小姐你早》其实就是一篇表现女性在欲望化商品社会中的性别困境及试图借助姐妹情谊进行突围的成长叙事，而这种叙事的产生离不开20世纪90年代的整体语境和女性的性别处境。20世纪90年代女性的主体性成长在以消费主义与拜金主义为核心的转型社会中，面临着更为复杂的性别境遇：女性一方面有可能获得更大、更普遍的精神人格自由；另一方面，女性再度沦为男性欲望化眼光中的可以买卖的特殊商品。唐颖的《丽人公寓》就披露了女性在父权制与消费主义合谋语境下左冲右突的艰难成长。宝宝作为一个美丽的在酒店工作的女孩，既沉迷于物质的浮华也对爱情充满期许。在被爱的幻觉中，她陷入了富有的华裔商人的欲望陷阱里，然而最后她才意识到她只不过是别人心目中一个高档的消费品而已。在宝宝痛不欲生走投无路之际，是海兰等人的姐妹情谊帮助宝宝走过这一坎坷，使其以洗尽铅华的姿态最终走向生命的成熟。在她们相互扶助共同抵御男性感情掠夺的过程中，“她们有一个共同的体会：异性带来快乐也带来灾难，而同性朋友才是此生最牢靠的同盟。”而丽人公寓作为姐妹情谊的象征物，也成了她们逃离异性情感伤害的心灵避难所，正如宝宝的女友所言：“有丽人公寓在我就踏实，似乎人生有了退路。”这种以抵御父权制的无情伤害而互相亲和的“姐妹情谊”，无疑体现了成长中的女性对男性中心价值的窥破，体现了女性力图在同性的慰藉中规避残忍的异性情爱伤害、审视和反思自身灵魂残缺，并在此基础上建构女性主体性的要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