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域文化视阈中的“《现代》作家群”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20世纪30年代在上海创办的大型文学杂志《现代》，向来被认为是“现代派”的大本营。该刊因登载大量具有现代主义倾向的作品，让许多“正统”批评家感到“无法捉摸”，于是聚集其周围的一批作家就有了“《现代》之群”的雅号①。一个重要刊物的周围常常会形成一支作家队伍，聚集一个作家群体，这并不奇怪，但“《现代》作家群”的崛起却有其特殊意义。它不但以体现浓厚现代主义创作倾向而闻名，一个作家群同时成为一种文学思潮、一个文学流派的承载者；更独特的还在于，这个群体是由浙江作家领衔并作为主要成员建构而成的，他们在同属“吴越文化”圈的上海一显身手，便显示出作家群体与地域文化的诸多精神牵连。因此，从地域文化视角透视“《现代》作家群”，就可以获得对这个作家群体许多新的意义认知，包括群体生成的深层次动因，其现代主义创作的独特品格等等。

      把“《现代》作家群”看成是由浙江作家领衔、以浙江作家为主体并非杜撰，这只要审视其成员构成及成员在群体中所处的位置便可了然。

      刊物的“集团”色彩，常常是由刊物的主持人决定的，一个刊物的主编或领衔人物往往能带起一串来自同一地区的作家，这在中国现代期刊史上就不是新鲜事。例如《语丝》，因由孙伏园主编，周氏兄弟领衔，这个刊物的“浙江色彩”就特别浓厚，以至于当年陈西滢曾讥讽《语丝》是“某籍”(按指浙江籍)、“某系”的刊物②，周氏兄弟则被称为“语丝派”的“首领”。《现代》杂志从其创办起，其主持人几乎都是浙江作家：第一、二卷施蛰存主编，杜衡、戴望舒参加了编务工作；第三卷开始杜衡与施蛰存联名主编，一直到第六卷第一期。至第六卷第二期始由他人主编，但《现代》由文学杂志变成综合性文化杂志，且只出了两期就停刊。当然，浙江作家主导《现代》，更重要的还在于他们在群体中所处的位置。“《现代》作家群”作为一个作家群体被人们看重，是由于作家创作的“现代”色彩，即以表现出“现代主义”或“纯文学”倾向而驰名。“在1932-1935年的《申报》广告中，《现代》始终于显著位置以‘中国惟一的纯文艺月刊’被宣传着”③。以此来衡量，那么，这个群体中，浙江作家占的比例就相当大，诸如施蛰存、戴望舒、穆时英、杜衡、徐、章克标、邵洵美、徐迟、施济美等，几乎就包罗了“现代派”作家的一多半。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文艺新潮引进、创作实践方面卓有成绩的，大都为浙江作家；而现代派创作的几种主要样式，则概由浙江作家引领：穆时英(浙江慈溪人)领衔“新感觉派”小说，他曾被誉为“中国新感觉派的圣手”，无论是创作数量之大抑或是作品的“新感觉”色彩之显，当之无愧是此派小说的代表；施蛰存开创“心理分析小说”，他将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方法大规模地运用于小说创作，使之在小说中得以整体性地呈现，为中国现代小说提供了别具一格的样式；戴望舒领衔“现代派”诗歌，他的理论和创作几乎规范了中国“现代派”诗的创作路径和走向，他是30年代中国现代主义诗潮无可争议的领军人物。还有徐(浙江慈溪人)领衔的后期浪漫派小说，也带有显著的“现代”色彩，其取得重要创作业绩是在40年代，但他在30年代介入“《现代》作家群”期间已显露锋芒。从这样的角度去看，浙江作家引领“《现代》作家群”的意义就更为显豁，更无疑义。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浙江新文学作家群的崛起曾是一个引人瞩目的现象。其突出之处就在于：它不只阵容整齐、声势壮观(可以载入新文学史册的作家就多至百余人④)，更重要的是许多作家“各自成为一个方面的领袖人物和代表人物”⑤，即成为一种文学思潮、一个文学流派或某种文学体裁创作的开创者、领衔者，往往是他们引领着中国现代文学新潮流；而且，这个作家群还呈现出整体集结的态势，常常在某个文学流派、某种创作领域里密集聚合形成一个个创作群体，比较典型的有“浙东乡土作家群”、“浙东左翼作家群”和“语丝”作家群等⑥。“《现代》作家群”的出现，则是在“乡土”和“左翼”之外提供了另一种作家群体的集结范式，反映了浙江作家在又一股文学思潮中的开拓与探索。

      一个颇具规模与声势的作家群体在浙江本土以外的上海集结，首先联系着浙江新文学作家队伍的建构特点和集结态势。20世纪前半期，浙江作家固有的外向拓展意识，总是使他们不固守本土，乐于四处流动，就如鲁迅所言的：“走异路，逃异地，去寻求别样的人们”(《呐喊·自序》)。于是，“侨寓”异乡，在外地建功，而浙江本土的文学倒反见得冷落，便形成新文学初创期浙江作家群建构的重要特点。浙江的“语丝”作家群和“乡土作家群”大都是“侨寓”在北京形成的；“左翼作家群”则在上海聚集，而“《现代》作家群”同样汇聚于上海，又遇合在特定文学思潮和相互牵连的地域文化背景上。所不同的是，它的生成，同都市的繁荣和文学创作新空间的开辟，有着更为直接的联系。

      在整个30年代，上海作为中国文化中心地位的形成，这为与上海毗邻的浙江作家提供了一显身手的舞台与空间。因为，上海就其总体而言是个“移民”城市，“移”入这个城市的，自然是以地理位置近便、文化传统相同的江、浙人为最多。30年代大批文化人涌入上海，内中来自浙江的包括作家在内的文化人占了较大比重，他们自然能率先感知新兴文学潮流，也最能占得现代都市文化的先机。规模庞大的“浙东左翼作家群”汇聚上海，是根因于此；体现都市文化特质的“《现代》作家群”在此集结，也不例外。中国现代都市文化的孕生，无论是生成时间或都市化程度，都莫过于上海。早在19世纪初，上海因通海之便的优越地理位置，就已逐渐形成一个商业化都市。至20世纪二三十年代，它更崛起为远东第一大城市，甚至被誉为“繁忙的国际大都会——世界第五大城市”⑦。此时的上海，已处于经济发展的黄金时期，现代都市文化也提升到相当水准。一批现代作家吸收外来文化、文艺思潮，以审美的眼光去打量都市，在通过文本体现上海特定时期都市文化内涵的同时，上海这个客体也以其在现代性进程中的前端位置，为作家们更加真实地表现都市面貌和现代文化提供了条件。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30年代的上海现代主义文学思潮盛行，形成了以浙江作家为主体的现代主义文学创作群体，便是顺理成章的。苏雪林曾经指出过：“以前住在上海一带的大都市而能做出其生活之描写者，仅有茅盾一人，他的《子夜》写上海的一切算是带着现代都市味。及穆时英等出来，而都市文学才正式成立。”⑧此说有理，而浙江作家的作用同样明显：因为无论是表现“生产缩小，消费膨胀”⑨的畸形工业都市的茅盾，抑或是着力表现纯粹“现代”都市的穆时英，都是不折不扣从浙江走出的新文学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