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09)09-0097-07 最近30年来的中国文学，曾经多次面临发展的困境。早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在“伤痕”、“反思”文学渐失“轰动效应”之后，就遭遇了正在兴起的通俗文学浪潮的冲击。尔后，“寻根文学”和“先锋文学”又出现了自身在形式和观念方面的双重危机。到了上个世纪90年代初，文学置身市场经济的生存环境，商业化的浪潮又给文学带来了巨大的精神震荡。这次震荡的余波未歇，进入新世纪以来，以影视、网络和其他各种电子媒介为载体的大众文化浪潮，又对文学形成了新一轮冲击。这一轮冲击积聚了前几次冲击的能量，加上环境因素的影响，使得进入新世纪以来的中国文学，陷入了前所未有的生存和发展困境。 这种困境首先表现在文学的边缘化程度日益加剧。由文化中心退居社会边缘，是近30年来中国文学地位和整体格局变动的主要趋势。不同的是，在上个世纪80年代的表现，是功能性的，即文学长期以来所承担的传达舆情和教化民众的功能，因为先后被逐渐开放的新闻舆论和以消遣娱乐为能事的通俗文学所取代，不再居于社会文化的中心位置。这个过程虽然比较曲折隐晦，但到了上个世纪90年代，却因为市场因素的介入而得到了强化，也变得更加明朗。市场经济体制一方面将所有大众媒体包括文学媒体，都纳入自己的运作机制，进一步扩大了舆情的传达通道和表现的自由度，文学的表达方式，只是其中之一，其传播媒体，所占市场份额极小，已丧失了世袭的文化领地；另一方面，市场经济同时又以商品的流通和消费刺激起来的感官欲望，将文学的形象异变为感官化的符号，使得文学本已日益强化的消遣娱乐功能，再变而为即时的感官消费品。文学所固有的审美和教化的功能，已退到了最低的道德底线。 在这种功能性的衰变中，文学事实上同时也在发生结构性的变化，即由文学一统舆情，一变而为与新闻和法律分治；由审美、教化的纯文学独主，再变而为与消遣娱乐的通俗文学对峙。如果说在这种伴随功能性的变化而发生的结构性变动中，文学还可能固守有限的领地，坚持固有的审美、教化立场，甚至如西方现代派文学那样，退守学院一隅，使自身的思想和艺术变得更加纯粹化，那么，当网络和各种电子媒体兴起之后，就连这最后的固守，也变得岌岌可危。网络和各种新兴的电子媒体不仅以其特有的传载功能，在传统的文学世界之外，构造了一个疆域辽阔、毋远弗届的文化帝国，而且也将文学的书写和传载，纳入它的版图，使其成为它的一个藩属。虽然以纸质的媒介为载体的传统文学仍有一定的读者市场，但以网络和各种新兴的电子媒介为载体的文学，包括电子文学图书，已在逐步取代以纸质的媒介为载体的传统文学，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加上影视和各种流行的音像制品、电子游戏等大众文化产品对文学所形成的包围，传统文学在这个电子的世界和音像的时代，正面临着生存的威胁乃至灭顶之灾。 其次则表现在面对急剧变动的社会人生，作家的价值观念和文化理念所发生的混乱。现代中国文学有一个鲜明的特点，是它在不同阶段上，都有某种比较确定的价值观念和文化理念作支撑。统而言之，是五四时期所确立的启蒙的价值观念和文化理念，以及后来演变而成的革命的价值观念和文化理念，分而言之，则五四时期是科学、民主，左翼时期是社会革命、阶级斗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是民族解放、人民民主，包括新中国成立后的“十七年文学”，虽然某些极端政治化的倾向，多为学者所诟病，但毕竟还有一种明确的政治倾向性。 “文革”结束后的新时期文学，虽然价值观念和文化理念逐渐多样或渐趋多元，但在上个世纪80年代，依旧是以改革开放的历史活动为中心，甚至在不同的文学潮流与同时的历史活动之间，还可以找到一一对应关系。如“伤痕文学”之于揭批四人帮、平反冤假错案，“反思文学”之于拨乱反正、思想解放，“改革文学”之于经济改革、实现四个现代化，“寻根文学”和“现代派”实验之于学习、借鉴西方经验等等。在这个时期，作家的价值观念和文化理念，虽然仍带有很强的政治性，但所持的实质上却是一种历史的判断尺度，即社会发展和历史进步的尺度。 到了上个世纪90年代，针对市场经济体制草创期的“信仰危机、价值失落、道德滑坡”现象，又出现了以张承志、张炜等作家为代表的、对物化现实的精神抵抗。这期间的文学创作有一个基本的价值观念和文化理念，用当时流行的说法，可以叫做“人文精神重建”或“守护精神家园”。虽然不同的作家对人文精神的理解不同，所守护的精神家园也各自有别，但抵制泛滥的人欲，力挽物化的狂澜，却是一个共同的趋向。 进入新世纪以后，文学似乎逐渐丧失了应有的价值立场和文化认同。虽然近年来对“底层”问题的关注，表明中国作家对普通民众依旧不乏向来的人文关怀，但一般意义上的同情、怜悯和人道情怀，毕竟不能代替价值判断和历史评价。在这个问题上，进入新世纪以来，作家的价值立场和文化认同，较之此前尤其是上个世纪90年代，显然有所后退。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面对日益加深的物化趋势和普遍的道德失范、腐败滋生、贫富分化、公正缺失等诸多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作家已经放弃了群体的精神抵抗，而代之以一种日常主义的态度，满足于事实的陈述和冷峻的面对，或以一种日常的生活场景、琐屑的生活细节和廉价的温情、美好的人性、永恒的情爱，以及诸如理解与宽容、知足与忍耐、希望与期待之类抽象的道德品性，来化解这些矛盾和问题，使之归于一种“必然”或“无奈”。这期间反映乡村生活和“民工”问题的作品，表现尤为突出。这种日常主义的态度，甚至也影响到对当代历史的文学书写，以至于在晚近一个时期涉及“文革”题材或以“文革”为背景的作品，大都呈现出这种“也无风雨也无晴”的无怨无尤、无悔无怒的日常状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