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在《〈新青年〉罪案之答辩书》说：“本志经过三年，发行已满三十册，所说的都是极平常的话，社会上却大惊小怪，八面非难，那旧人物是不用说了，就是呱呱叫的青年学生，也把《新青年》看作一种邪说，怪物，离经叛道的异端，非圣无法的叛逆。”陈独秀指出，在这些“非难本志”的人中有两种人，一种是“爱护本志”的，一种是“立在反对的地位的”，这第二种人，“他们所非难本志的，无非是破坏孔教，破坏礼法，破坏国粹，破坏贞节，破坏旧伦理(忠、孝、节)，破坏旧艺术(中国戏)，破坏旧宗教(鬼神)，破坏旧文学，破坏旧政治(人治)，这几条罪案。”接着，陈独秀说：“这几条罪案，本社同人当然直认不讳。但是追本溯源，本志同人本来无罪，只因为拥护那德谟克拉西(Democracy)和赛因斯(Science)两位先生，才犯了这几条滔天的大罪，要拥护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那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旧艺术、旧宗教；要拥护德先生，又要拥护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大家平心细想，本志除了拥护德、赛两先生之外，还有别项罪案没有呢？若是没有，请你们不用专门非难本志，要有气力有胆量来反对德、赛两先生，才算是好汉，才算是根本办法。”“西洋人因为拥护德、赛两先生，闹了多少事，流了多少血，德、赛两先生才渐渐从黑暗中把他们救出，引到光明世界。我们现在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黑暗。若因为拥护这两位先生，一切政府的压迫，社会的攻击笑骂，就是断头流血，都不推辞。”① 我们知道，这是“民主(德先生)”、“科学(赛先生)”被后来人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两面思想旗帜、亦即“五四”新文化的两个关键词的主要事实根据，直至现在，它已经成为一个不言自明的真理，被写在各种不同的教科书中，被一代代学者所直接运用，被一代代青年所直接接受。赞誉“五四”新文化者以此誉之，诋毁“五四”新文化者以此毁之。 但是，我认为，“民主”、“科学”作为“五四”新文化仅有的两个关键词，并不是没有值得讨论的地方。 首先，我们必须看到，陈独秀这篇文章，是以“答辩书”的方式写成的，并且是在回答“根本上立于反对的地位”的论者的攻击时所使用的两个思想标准。这也同时意味着，即使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倡导期，“民主”、“科学”已经不是“五四”新文化同人独有的思想旗帜，它们同时也被“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反对派所承认，或者说所不得不承认。“请你们不用非难本志，要有气力有胆量来反对德、赛两先生，才算是好汉，才算是根本的办法。”言下之意，就是他们没有气力、没有胆量反对“民主”和“科学”，“民主”和“科学”对于他们而言，已经是一种权威性的话语。 “民主”和“科学”之所以在“五四”时期已经成为中国文化的两个权威性的话语，说明它们之被中国文化所接受，并不自“五四”新文化运动始，而是形成于“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前。 鸦片战争之后，因受到西方文化的影响而在中国文化内部生成、发展起来、并且对中国文化的未来发展具有关键意义的新的文化概念，首先是“科学”。 我们知道，“科学”作为一个文化的概念，在中国文化中，是从洋务派知识分子所发动的洋务运动的基础上生成与发展起来的，这构成了“科学”这个文化概念在中国文化中的“原型”的意义，它在中国文化中的后来的演变与发展，是在这个“原型”的意义上进一步发生的，并且在不同的人身上，有着不同的表现。 我认为，只要我们从洋务派知识分子的“科学”观念出发，我们就会发现，“科学”这个文化概念在中国文化中与在西方文化中是有一些根本不同的理解的，它们之间的不同，是在发生学的意义上产生的，并且贯穿至今，没有本质性的变化。这些不同，至少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在西方，不论是古希腊的欧几里德、毕达哥拉斯，还是文艺复兴时期的哥白尼、伽里略、布鲁诺，“科学”都首先是一种个人性的创造，是人的一种自我发现和自我证实的方式。这种个人的创造性不但决定了西方科学的发生，同时也决定了人对人的自我发现，决定了西方人关于人的基本价值观念的变化，其思想基础是人文主义的。但在中国，洋务派知识分子首先是官僚知识分子，他们是在国家政权受到外来侵略者的侵略和压迫的情况下、将“科学”作为国家的一项事业提出来的，爱国主义是中国科学发生和发展的主要思想动力，也是迄今为止中国科学家的主要思想基础。 二、在西方，“科学”首先是一种个人性的创造，这种创造是以“真理”的发现为其根本目的和终极目标的，而在中国，“科学”更是一种国家的集体事业，是以“富国强兵”为其根本目的和终极目标的。 三、在西方，“科学”是独立的，是“技术”的前提，“技术”是将“科学”成果运用于物质世界实利主义目的的结果，而在中国，“科学”在整体上不是独立的，而是服务于国家，服务于国家政治利益的，而国家首先是在现实的实利主义目的的基础上接受“科学”、理解“科学”的，“技术”则是国家接受和理解科学的重要性及其社会作用的中间环节。在其最根本的意义上，将中国传统文化与中国近代科学连接为一个整体的是“技术”，而不是“科学”，“科学”在开始是作为发展“先进技术”的基础而被中国洋务派知识分子所接受、所理解与所重视的。在西方，没有“科学”的发展就没有“现代技术”的突飞猛进的发展——“科学”推动了“技术”；在中国，没有西方已经掌握和运用于军事、经济、政治目的的大量先进技术的应用，就不认识到“现代科学”的价值和意义，就不会重视“现代科学”——“技术”推动了“科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