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7110-(2009)05-0060-06 人一生中有些机遇，往往成为决定人一生命运的重要因素。 1962年，正值国家经济处在困难时期，当年的毕业分配十分严峻。在武汉大学中文系70多个毕业生中，我是唯一被分配到由著名现代文学史家刘绶松先生领导下的武汉大学现代文学教研室工作。这是一个被当时许多人所羡慕的岗位，我自然也为自己有这样的幸运而兴奋无比。记得第一次走上讲台，刘先生就指定我讲授当代文学的戏剧部分，尽管后来我的科研方向不在戏剧，但毕竟从那时开始，就与当代文学结下了不解之缘，并由此而对这个学科产生了一种特殊的情感，哪怕当时“当代文学”在大学殿堂还被人视为“小儿科”。 其实，我们老一辈的现代文学史家，早在上世纪的50年代，就开始关注新中国成立后文学的新发展，并尝试将这一段属于“当下性”的文学纳入到中国现代文学的学科框架中。王瑶先生1953年8月出版的《中国新文学史稿》(下)在全书的最后就专设“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文艺运动(1949-1952)”一章，以六万余字的篇幅，分设了六节综述新中国成立后几年间文艺运动和文艺创作的现状。刘绶松先生1956年所著、由教育部委托出版的高校文科教材《中国新文学史初稿》，也有专章记叙1949年召开的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的划时代意义。这些都成为后来当代文学作“史”的记述，提供了重要的“引子”。但毕竟那时还只是一个文学时期的开端，更由于后来政治环境的恶化，使我们的前辈未能将他们的史笔继续延伸。当代文学学科创建的任务，就自然落在作为他们学生的这一代人身上。 当代文学这个学科有着它的特殊性，它所面对的研究对象切近当前，作为历史流程时间并不长，许多现象都还处在变动中，还在接受时间的检验。因此，当我成为这个学科的研究者时，我感到更需要培养自己一种坚持学理性的素质。 在文学历史的书写中建立自己的“史识”和“史见” 1978年，思想解放运动像一股强劲的春风把十年“文革”留下的意识阴霾吹开，生活的阳光重新温暖人们的心，也唤起了人们重新创造的强烈欲望。这年春天，一次研讨小说《李自成》的学术会议，把许多高校的当代文学教师汇聚在一起。这是“文革”后的第一次汇聚，除了对当时刚刚出版就风靡全国的《李自成》进行研讨外，同行们还提出了一项重要的动议：为应当前教学之急需，编写一部中国当代文学教材，已是刻不容缓的事情。当我们这项“民间动议”正开始付诸实施时，教育部召开的全国教材工作会议也及时地作出了决定，计划编写一批全国统编教材，并指定由北京师范大学、南京大学、武汉大学、东北师范大学和北京师范学院(今首都师范大学)派人牵头，负责完成《中国当代文学史》的编写。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我有机会直接参加到文学史的编撰工作中。 这基本上是一项白手起家的工程。因为在此之前还没有过一部正式出版的当代文学史，因此，在体例构建、史料爬梳、文艺运动的评价以及作家作品的取舍等方面都需要我们认真地思考、审慎地作出决断。而当时所面对的一个最大的难题，就是如何彻底摆脱刚被粉碎的“四人帮”在文艺领域所留下的浓重阴影，建立起我们科学的文学史观念，建立起一套正确的文艺价值基准。 1979年我们开始动工时还未实行主编负责制，只成立了编写领导小组统筹全书的编写。当时的分工是由我负责小说部分，这也是教材中分量最大的一个部分。建国后的文学创作，小说是个成果丰硕的部门，现在书写文学史如何正确取舍作家作品是我们所面对的一个重要问题。文学史与社会史的不同在于，社会史是由一个个历史事件和一个个历史人物的行为所写成的，而文学史则是由一个个作家的创作和一部部作品所写成的。可是在当时，许多建国后被公认的优秀作品，“文革”时都被定为“毒草”，所以今天重新把被颠倒的评价重新颠倒过来自然是必要的工作。与此同时，我感到更值得关注的还是那些在“文革”之前就遭受过严厉批判的作品，今天更需要作出正确的评价，还有一些曾由于种种非文学的原因而被埋没的作品，也需要重新去发现，给予它们应有的历史地位。在1970年代末的意识形态环境里，虽然已不同于“四人帮”猖獗时期，但仍有不少潜在的“戒律”尚未破除，究竟哪些作品应“取”或应“舍”？在取舍中又应如何给予准确的评价？这无疑都需要一点勇气，也检验着我们的鉴赏能力和历史识见。靠“请示”是无济于事的，我和同事们只有一个办法，就是在认真地重新研读作品基础上进行独立思考。作品是我们进行鉴别、作出判断的唯一依据。 比如对待周而复的《上海的早晨》，小说在1958至1962年相继出版第一、二卷后，就曾被批判为站在“右倾”立场，“为资本家唱赞歌”；而到了“文革”过去后，却又有人说它错误地“宣扬了阶级斗争”而不可取。当我重新研读了这部小说后，感到作者在描写建国初期的“三反”、“五反”斗争和对民族资产阶级改造时，确实无法回避当时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但是由于作家对上海十里洋场的过去和现在有着深刻了解，对刚进入新社会的工商业大大小小资本家各色人等的心态和行为方式更是异常熟悉，因此在他笔下所刻画的工业巨子、金融大亨和许许多多的中小企业家，并没有故意丑化，而是栩栩如生，特别是对他们的不同角色在社会舞台上的不同表现和微妙心态的揭示更是力透纸背，精彩传神。在这一点上，若把它放在“五四”以来以上海商界为描写中心的作品来看，我认为它可以与《子夜》媲美。可以说，它在一定程度上客观地记录了1930年代的“吴荪甫们”到了1950年代所遭遇的处境。因此，我在撰写《上海的早晨》这一节时，在承认它受“阶级斗争”意识形态影响的同时，更以较多篇幅来分析作品对资本家形象的成功刻画，指出：“一部文学作品，写这么多资本家的形象是很少见的，而作家正是通过这一批人物深刻的描绘，使我们看到步入社会主义时期民族资产阶级的真实面貌，这是《上海的早晨》的一个突出贡献”。同样，对《三家巷》的重新研读，也使我对这部作品获得了新的理解，更加感到当年小说出版时所受到批判的不公。其实小说将主人公周炳走向革命的成长过程写得曲折迂回，不能说是“小资产阶级情调”，恰恰显示了生活的合理性，周炳出生在铁匠家庭，却在充溢着封建地主文化、殖民主义文化和市民文化的“三家巷”中长大，这就铸造了他思想性格的复杂性和走向革命的艰辛。小说作者欧阳山正是把握了人物作为“这一个”的真实存在，突破了当时那种“英雄十全十美”的创作模式，这是很不简单的。所以，在《三家巷》一节的撰写中，我也秉持着肯定周炳形象的态度，指出这个艺术形象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出现的特殊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