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1042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5035(2009)05-0087-05 作为地之子的“人”，在艾青的艺术世界里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梳理、归纳并研究艾青人物诗的艺术经验，对于当下中国新诗的写作具有很高的借鉴价值，也是对当代诗坛泰斗——艾青诞辰百周年的最好纪念。 艾青的人物诗可分成男性与女性两大系列。在女性系列里，艾青用抒情诗塑造了不少母亲形象：有诗人的乳母大堰河，有在马槽旁生下圣子耶稣的圣母玛丽亚，有饱受法西斯战争苦难的《补衣妇》，有在街头为失去两个儿子而《哭泣的老妇》，还有以自己的生命来保护游击队员的杨大妈(《藏枪记》)，以及诗人在飞机上看到的那位有神圣母性的《年轻的母亲》等。这些母亲形象，既具有人类母亲的共性，也具有各自独特的生活遭遇和个性特点。她们几乎都是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不幸者，但“不幸”的特点各有不同：大堰河的不幸主要是贫穷、劳苦和受尽凌侮，她没日没夜地做着没完没了的繁重的家务和农事劳动，她的酒醉的丈夫平时还经常打骂她；她的死也是那样的凄惨：“同着四十几年的人世生活的凌侮，/同着数不尽的奴隶的凄苦，/同着四块钱的棺材和几束稻草，/同着几尺长方的埋棺材的土地，/同着一手把的纸钱的灰，/大堰河，她含泪的去了”；大堰河的不幸似乎在延续：“她的醉酒的丈夫已死去，/大儿做了土匪，/第三个死在炮火的烟里，/第二，第四，第五/在师傅和地主的叱骂里过着日子”。这怎能让她那“紫色的灵魂”安宁！那位被野蛮的战争逐出家园的补衣妇，只好在风沙扑面的路旁，给路过的行人缝补衣服，以获得一点可怜的报酬，为了能抢得一二个顾客，她已顾不得那哭泣的孩子，让他的可怜的眼“瞪着空了的篮子”。那个在玛拉可夫街头哭诉的法兰西母亲，她的不幸是法西斯战争夺去了她心爱的两个儿子的生命，她已在街头哭泣了一个星期，“眼泪已淹没了她的理性/痛苦已把她的心烧成癫狂”。诗人用满含深情的语言来描写这位不幸的法兰西母亲哭诉时的情景：“她的手抖动在头上/像两条被风摇撼的枯枝/撕裂的衣襟挂在肩上/破烂里露出了干瘪的乳房/她的眼睛流着混浊的眼泪/把她的脸越洗越脏”。正是这样一位被痛苦夺去了理智的母亲，一刻不停地向行人们诉说着自己的不平，控诉着法西斯匪徒们为了发财而制造战争、残害无数年轻生命的罪行。杨大妈是位革命的母亲，她也因帮儿藏枪被关进监狱，受尽了国民党特务的严刑拷打。敌人先用“老虎凳”来逼迫杨大妈招供：“她的头发结在柱子上，/麻绳捆住了她的膝盖，/又搬来一叠砖，/把她的脚跟抬起来——”，酷刑的折磨并没有使杨大妈屈服，因为她已识破敌人的诡计：“先逼她交出枪支，/再逼她交出儿子”，她也已认定，她的儿子是好儿子，和那些年轻的英雄汉一起，打岗楼、杀汉奸，从敌人手里夺来枪，又用这枪去打敌人。汉奸特务们见杨大妈硬是不招，就给她加刑：“她的脚骨快断了，/她的眼睛发黑了，/无论他们问什么话，/她都回答说：‘不知道。’”强盗们见硬的不行就用软的，“解开绳索请她坐”，那个比蛇还毒的周老大对她说：“你的儿子当土匪，/都是吃了你的奶。”杨大妈仰起头、瞪着大眼对他说：“谁家的孩子，还不都是吃了奶才长大的？”杨大妈面对疯狂的敌人，她抱定一个信念“留下儿子留下枪，/再和她们拼一场，”“只要留得儿子在，/一定会报仇雪恨。”在杨大妈的身上体现出一种革命者宁死不屈的英雄品质，但诗人并没有将她拔得很高，她对革命的忠诚来源于她的亲情：一个母亲对亲生儿子的一种本能的爱与保护意识。因此，杨大妈这个革命的母亲形象是真实可信也是感人至深的。 艾青的母亲诗有一个共同的内在结构——母与子的关系，而这种关系的显著特点便是“母子情深”。这一方面是由母与子的天然的依存关系所决定的，另一方面也是由人类在长期的生活实践中习得的精神文化特别是伦理道德观念所决定的。血缘亲情与人伦道德是母爱的基本内核，而伦理观念的最高表现形式，就是对于土地、人民、种族和祖国的爱。所以，艾青笔下的母亲形象既有源于血缘亲情本能的母爱，又有那种植根于土地和人民的崇高的民族之爱。她们爱自己的儿子，甘愿为他们承受各种苦难与打击，甚至连生命也在所不惜，是因为她们知道她们的儿子都是正直善良、勤劳勇敢的人，他们所从事的事业是正义的事业，他们的行为也是爱国行为。那位法兰西母亲之所以要为死于法西斯屠刀下的两个儿子痛哭，是因为“他们都是我用奶养大的”，“都是我的心，我的爱情”和“我全部的安慰”；还因为“他们不醉酒、不赌博，不嫖妓女”，“不吵架，不惹是非”，“勤快地工作，节俭地过活”，更因为“他们爱祖国像爱他们的母亲/他们爱土地一如他们的生命/假如法兰西真的闯进了敌人/他们自然会被义愤送到前线”。那位革命母亲杨大妈之所以甘愿为儿子受尽严刑拷打而宁死不屈，也是由于她“知道儿子做事为了穷人”，而革命就是“穷苦的人心连心，/团结起来闹斗争，/赶走日本狗强盗，/消灭汉奸顽固军”。还有我们的国母宋庆龄之所以深受全国人民的爱戴，之所以被诗人赞誉为“女性中的先知者”、“正义的化身”、智慧与光明的象征，也是由于她“和斗争中的人民一同斗争/和前进中的人民一同前进”，她从民族的灾难中觉醒，她和背叛革命的人决裂，她与人民一起抗击日寇的入侵，“她充满人道和友爱的心/抚慰水深火热中的人民”，她“向呻吟在病榻上的母亲伸出手/向为饥饿而哭泣的儿童伸出手”，“她支持一切反侵略战争/为胜利的人民保卫和平”，总之，她是人民的母亲，人民也就是她的儿子。 从杨大妈、宋庆龄到那位法兰西母亲，她们都有各自不同的生活遭遇，她们的不幸也都与她们的儿子联系在一起。因为，在她们的身上体现出一种博大无私的母爱，他们爱自己的孩子，并由这种本能的母爱升华为对祖国对民族甚至是对整个人类的爱。我想，正是这种博大的人道主义的爱维系着人类自身与人类社会的生存、延续和发展。而其中最具生命活力、最撼人心魄的就是那神圣的母爱，因为母爱是一种典型的“生产性的爱”。[1]所谓“生产性的爱”，即是说人类的爱是与劳作和责任紧密相联的，它的源头可追溯到圣经的《约拿书》。书中说，约拿根据神的旨意，向尼尼微人宣示神谕，并使他们改恶从善，于是神给约拿培植了一颗用来遮太阳的大树，约拿为此而感到些许的安慰，但不久神又让大树死了，约拿万分沮丧，并愤激地向神抱怨，神对他说：“你关怀一下葫芦吧，你既没有为它而劳作，也没有促它生长；它在一夜之间萌生，又在一夜之间腐烂。”神接着向约拿解释说，爱的本质是为某物“劳作”，“使它生长”，爱与劳作是不可分割的。你爱你为之付出辛劳的东西，你为你所爱的东西而辛劳。也就是说，爱的本质是关切与责任心。而母爱就是这种关切和责任心最生动的体现。婴儿诞生时，母亲的躯体为婴孩而“劳作”，婴孩诞生后，母爱继续致力于哺育她。母爱并不以孩子长大后会爱母亲为前提条件，她是无条件的，仅仅依据孩子的恳求和母亲的反映。所以母爱成为艺术和宗教中爱的最高形式的象征是毫不奇怪的。艾青不可能从理性上来认识弗洛姆提出的“生产性的爱”，但他从自己的生活中体认了这种爱，并把这种“生产性的母爱”，描写得如此生动形象，如此感人肺腑：“你用你厚大的手掌把我抱在怀里，抚摸我；/在你搭好了灶火之后，/在你拍去了围裙上的炭灰之后，/在你尝到饭已煮熟之后，/在你把乌黑的酱碗放到乌黑的桌子上之后，/在你补好了儿子们的为山腰的荆棘扯破的衣服之后，/在你把小儿被柴刀砍伤了的手包好之后，/在你把夫儿们的衬衣上的虱子一颗颗的掐死之后，/在你拿起了今天的第一颗鸡蛋之后，/你用你厚大的手掌把我抱在怀里，抚摸我。”大堰河对“我”虽没有十月怀胎与生产之苦，但却有五年的哺育之辛劳，“我”是吃了大堰河的奶长大了的大堰河的儿子，她对“我”的爱超过了她对自己儿子的爱，即使在“我”回家之后，她仍深爱着她的乳儿：“在年节里，为了他，忙着切那冻米的糖，/为了他，常悄悄地走到村边的她的家里去，/为了他，走到她的身边叫一声“妈”，/大堰河，把他画的大红大绿的关云长贴在灶边的墙上，/大堰河，会对她的邻居夸口赞美她的乳儿；/大堰河曾做了一个不能对人说的梦：/在梦里，她吃了她乳儿的婚酒，/坐在辉煌的结彩的堂上，/而她的娇美的媳妇亲切地叫她“婆婆”/大堰河，深爱她的乳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