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横空出世、而后戛然而止、随后争议不断的贾平凹《废都》近日已由作家出版社成功推出。新版图书还未上市已有人迫不及待地将其列为2009年度文坛大事。贾平凹更是深有感触地说，“一本书的命运也是一个社会前进的轨迹。现在能再版，首先说明了社会的进步，社会环境的宽松和文坛关系的回暖。这些年来，社会价值观已渐渐发生了改变，人们对文学的认知度提高了，对文学的评价也不仅仅像90年代初那样，道德评价、政治评价占主流，而是回到文学本身”①，“多年冤屈、一朝得洗”的扬眉吐气之情溢于言表。简言之，《废都》的文学价值是被20世纪的道德化、政治化批评遮蔽了，今天得以解禁既是对一段“错误”历史的纠正，也是对其文学性多年后依然熠熠生辉的一种肯定性回应。《废都》再版果真表明了社会的“进步”和文学的“胜利”吗？让我们先从《废都》在今天何以能够被解禁谈起。 《废都》之所以能够得到一张再版“通行证”，首先源于当今社会对其“性”言说容纳度的提高。不能不承认，《废都》的性描写，尤其是标志性的“□□□”在当年形成抢购狂潮的同时，也严重触犯了文化秩序中的某些规则，“空缺，彰显了禁忌，同时冒犯了被彰显的禁忌”(李敬泽语)，《废都》“名声大振”源于性，遭受“灭顶之灾”也主要与此相关。而这一切到了新世纪的今天似乎已不成其为问题，据说社会开放的标志之一便是性的开放，文字上的性描写相对于影视、网络中的暴露镜头似乎已是“小巫见大巫”，在一个性话语的“底线”已移至电影《色·戒》中床戏的时代，再耿耿于怀于庄之蝶与多少个女人睡过觉、体位如何等似乎已有些“不合时宜”了。文化领域中性尺度的放宽显然为《废都》的东山再起提供了契机。当然，“性”对于今天的《废都》来说也十分微妙，它一方面被极力淡化，《废都》之名不在于性，写性不是罪，不必大惊小怪；另一方面“□□□”换成了“……”这一再版《废都》与原版《废都》的唯一不同，似乎又成了图书市场上的新焦点(太多的人对新版《废都》的兴趣冲着其“有没有将删去的字数补齐”而去的)。 其次，则是知识分子文化的变迁。《废都》出版时的1993年是中国的改革开放经过一段时间的停滞后重新起步、并以更快的速度发展的一年(直接的标志是邓小平南方谈话)，同时也是中国的世俗化、商业化思潮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泛滥汹涌的年份。也就是在这一年，知识界展开了大规模的“人文精神”大讨论，讨论的矛头指向文化道德领域中的世俗主义、功利主义、实用主义、消费主义、享乐主义等，而所倚重的价值标杆则多为知识分子的文化品格、自律精神、终极关怀、超越性诉求等。《废都》是一部当代知识分子世情小说不假，但以其格调的灰暗、语言的粗鄙、描写的放纵、世俗化陋行的原生态展示，完全消解了知识界精心维护的“知识分子”形象，而且在当时的文化语境中被普遍认为走到了“人文精神”反面。所以，《废都》在知识界所引发的集体性愤慨(集结于《〈废都〉滋味》、《失足的贾平凹》等书中)，与其在一个过于敏感的时期讲述“知识分子之死”息息相关。曾参与过对《废都》激烈批判的陈晓明多年后说：“整个九十年代上半期，人们对贾平凹的兴趣与攻击，主导势力是道德主义话语在起支配作用，那些批判不过是恢复知识分子话语的自言自语。”②甚至可以说，经历八九十年代之交的巨变后，知识界就是在对《废都》的共同批判中完成了在90年代的“集结”与再次“出发”。然而对《废都》的这次集体声讨也似乎成了知识分子的“最后一次”文化记忆，随着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加剧，尤其是知识界本身的分化，知识分子文化的环境也愈益恶化，“知识分子之死”似乎变成了一种社会常态，成了首先被知识界自我反思的对象。《废都》呢，则顺理成章地从对知识分子的“恶俗”指认，一跃成为具有惊人的“前瞻性”与“预见性”的文化英雄。如先锋小说代表人物马原就认为：“30年前中国知识分子还耻于谈钱，但是今天，我见了太多作家在权力和金钱面前卑躬屈膝，我越来越看到身边的一些人越来越像《废都》里庄之蝶那一类人。每一个自认为是知识分子的文化人，都应该花两个小时重温一下《废都》。”③ 最后，文学史的变化流程也使《废都》由十分“扎眼”的另类出位变成了某种意义上的文学“常态”。在《废都》诞生的年代，寻根文学、先锋文学的流风遗韵犹在，描述日常生活家长里短的新写实文学已登上了文坛，但大规模的私人化写作、欲望化叙事尚没有真正展开，彼时《废都》里俗、脏、丑的粗鄙化书写和赤裸裸的陋行展示让人们大跌眼镜，尤其是对比于贾氏早期的真善美书写，许多人大呼“看不懂”、“不理解”。但90年代中后期的文学史实很快告诉了人们个人化、边缘化时代的文学发生了怎样的变化，“我爱美元”的宣泄、“美女作家”的鼓噪、“身体写作”的喧嚣、“下半身”的嘶嚎，每一次文学哗变都力求以不避极端的姿态挑战人们的阅读神经。经历了此番“洗礼”的读者再回过头来阅读《废都》或许就会觉得它的纵恣并非那么“难以忍受”。同时，《桃李》、《风雅颂》等展示当代知识分子不堪生活的小说也在“尺度”上一次次直逼《废都》，它们都能公开出版发行、大张旗鼓地召开作品研讨会，为什么《废都》不行？另外，在中国被禁的《废都》还戏剧般地于1997年11月获法国费米娜文学奖。这一切都在客观上使得《废都》一方面越来越失去了当初的“奇观效应”走向常态化，另一方面则因为远离当初引发千夫所指的时代与文学语境，有了为自己“正名”的可能性。 同样不容忽视的是贾平凹本人的努力。《废都》被禁之后，贾平凹在痛苦中写了《白夜》、《土门》、《高老庄》、《怀念狼》等作品，这些作品都在不同程度上引起了批评界的关注，因《废都》而受“损”的作家形象也开始得到修复。如孟繁华在评论《土门》时说：“我曾参与过对《废都》的激烈批评，三年多过去之后，我仍没有改变对《废都》的基本看法。但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贾平凹《白夜》与《土门》的面世，我觉得对贾平凹的评价我们忽略了一个相当重要的层面……”④尤其是贾平凹2005年出版的书写乡土中国衰败与裂变的《秦腔》，一经推出好评如潮并最终获得茅盾文学奖，有人曾将《秦腔》视为贾平凹“对《废都》的唤醒与逃离”，《秦腔》中引生偷了白雪的胸衣被人暴打后自我阉割这个“去除欲望之根的动作”是“对庄之蝶欲望历史的割裂”，“不再书写欲望的器官历史”的贾平凹转向“可以放开来表达”的无根的欲望⑤。无论如何，《废都》被禁毕竟不是因为纯粹的政治原因，贾平凹的后期努力与他在文学及学术场中的巨大感召力为《废都》的再版发行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我甚至认为如果卫慧能有贾氏此番作为的话，《上海宝贝》有朝一日说不定也能“梅开二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