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一回多余的话 在我业已出版的60余种小说、散文选本和文集中，只有在上世纪80年代初出版第一本书——短篇小说集《乡村》时，我写过一篇不足千字的《后记》，留下我当时欣喜而又鼓舞却还属按捺得住的情状。后来还给少量几种小说和散文集子写过《后记》或《自序》，却不是我的自愿，是责任编辑带有强迫性的要求，在于这几种书属于出版社多种选题的丛书，规定凡入选这套丛书的作者都必需写《自序》或《后记》，我不能搞特殊化的例外，便写，以维护丛书体例的统一性。后来找到一种省事的途径，把某一篇短文做《自序》，后面附加一个“代”字，虽然有点勉强，得了该书责任编辑的宽容，也就了事。 不是我偷懒，也不是我摆什么架子，而是出于我对写作的可能属于偏颇的理解，作家是用作品和读者实现交流的，作家把自己对现实或历史生活的体验诉诸文字，形成独立体验的小说或散文，发表出来，在各种职业各种兴趣的读者那里发生交流，如能获得较大层面读者的呼应，无疑验证了作者那种体验和表述那种体验的艺术形式的可靠性和可行性，作家的写作用心和探索也就实现了。如果自信作品基本展示了自己的体验，就没有必要作那种多为解释作品的《后记》，这不仅是相信不相信读者审美能力的事，也是作家自己面对读者自信不自信的事。相信读者会理解作家的体验，也会接受确实较为完美的表述艺术；反过一个角度，如若作品表述的体验得不到读者的呼应，表述的形式又难以为读者所欣赏，那么，《后记》作怎样的解释都是难以弥补的。我的这种理解可能属于一种偏见，却几十年难以改变，甚至形成一种意识深处的障碍，一当某种丛书统一要求写《自序》或《后记》，便有多此一举的逆反。 《寻找属于自己的句子——〈白鹿原〉写作手记》编成，我却自己反了自己的常态，想要写一篇《后记》，着意不全在解释这本小册子，倒是想说明这本小册子的成因。 2004年冬天，上海文艺出版社和陕西作协联合在西安召开文兰的长篇小说《命运峡谷》研讨会，责任编辑修晓林和出版社副总编魏心宏都赶到西安来了。两位都是老朋友，相见自然高兴。尤其是魏心宏，已有20多年的交情，我的第一部中篇小说《康家小院》，甚得他的赏识，在他编辑的《小说界》推出，并获该刊奖，给我刚刚开始的中篇小说创作探索以莫大的鼓舞。这回在西安刚一见面握罢手，魏心宏直言不讳地对我说，他来西安首先是参加《命运峡谷》研讨会，第二件事就是要约我写自传。他的热情和真诚让我一时哑口。稍作缓解后，我也真诚地告诉他，我还没有写作自传的打算。我又给他解释，自《白鹿原》出版十余年来，先后有五、六家出版社约我写自传，我都谢绝了，现在还没有改变。这样给他解释的同时，心理却隐隐着一缕亏欠。我随后便有了弥补这种亏欠的一个动议，试写《白鹿原》的写作手记，着重点在写作生活本身，而不在作者的自传。他欣然应允，说好。 待魏心宏回沪，我也很快冷静下来，便又有点后悔，陷入一种游移不定的矛盾心态。其实，关于《白》的写作手记这个选题，也不是我突然想到的，是不止一家杂志社的编辑给我出的题目，我都谢辞未写。我之所以不写这种创作手记，因由类似于不写《自序》或《后记》，作家某一时段发生的某种自以为新鲜而又独特的体验，形成作品并公之于世，这就应该完成了一次创作过程，相信读者会理解作家的体验，也会感知隐藏在文字里的内韵和隐秘，就没有多少必要再说文本或文本之外的话了。基于这种理解，十余年来，除了与记者和编辑的采访对话，我没有写过关于《白》的文字。和魏心宏约定之后，很快陷入写了好还是不写好的矛盾心态，竟然一拖就过了两年。魏心宏没有催稿，我也基本偏向且确定还是不写为好，只是心里还隐隐着食言失约的亏欠。不料到2007年春天，《江南》杂志张晓红电话约稿，让我写一些有关《白》书写作前后的有趣的事儿。我稍作斟酌之后便答应试一试。我基本爽快答应试写，主要的因由还不完全是她说的“读者对此话题很感兴趣”，而是把隐存在心理的对魏心宏的亏欠又搅起来了。我瞬即反应出纯属个人的小打算，试写一篇有关《白》书写作的有趣的事儿，通过《江南》杂志公之于世，看看读者有何反应，然后再确定要不要接着写下去。如若读者不感兴趣，甚至有负面反应，那自然就该到此为止，亏欠魏心宏的食言失约，也无法弥补了。我很快拟定了四个话题：《意料不及的写作欲念》、《卡朋铁尔的到来和田小娥的跃现》、《枕头，垫棺作枕》、《沉静与松弛》，写下近两万字，送给张晓红阅审，不久，便在《江南》刊发出来。 我甚为关注读者对这组文章的反应意见，这决定着《白》的写作手记还有没有必要继续写下去。张晓红那边收集读者反应需得一个过程，倒是和我隔墙办公的《小说评论》年青主编李国平有反应了，他说的好话不必说了。他决定在《小说评论》分两期连载，并要我继续写下去，继续连载。之后得到张晓红反馈的读者反应，还算鼓舞人，我这时才铁下心来，把这种《写作手记》写下去，写成一本小册子，以10万字为限，几乎同时就决定了。 这样，从2007年5月写成了第一篇，到今年6月初写完最后一个话题，历时整整两年。因为《小说评论》连载，只要赶得上刊物发稿时限，两月写一篇就不会误事(双月刊)，写起来就比较松散，几乎没有压迫感。整个写作过程是愉快的，因为所写话题，不仅是自己的亲身经历，写起来竟有一种重新温故的新鲜；再则经过十余年的沉淀和淘汰，芜杂的东西消逝了，能够留下而不能遗忘的事，无疑是当年思考最激烈包括刺激最强烈的人和事；时间在无意识里助我完成了一次梳理，我选择了十余个话题，如实说来。直到今年春天写成第15个话题：生命历程里的一个下午。我便作罢，这一篇写到完成写作《白》的情景。在我想来，《白》的写作完成了，《写作手记》无疑也就应该结束了。字数尚不足10万字，和我预计的小册子的字数相当。我把此事说给李国平。他甚为热情地鼓励我再写，应该还有可以言说的话题。我当面不敢应诺，过后斟酌，似乎应该把交出《白》的书稿到公开面世这一年多的感受再写一篇，因为这个过程里，作为作者我的心理起伏变化太富刺激了。再说，书未正式面世之前，还勉强可以归入《写作手记》。于是写成第16个话题：读诗诵词，前所未有的闲情逸兴。一直作这个连载文本的责编的《小说评论》副主编邢小利建议我，应该把小说《白》出版后的反应再写一写，尤其是“茅盾文学奖”评奖过程中的波折，很值得写一下，因为我是当事人，说明曾经发生的事实真相，给读者一个确凿可靠的真实事相，也可以澄清一些流言。我斟酌之后，还是决定到此为止，唯一的因由，是这本小册子的体例的制约，既是《白》写作手记，写作完成了，写作手记也就应该结束了。《白》出版后的诸多反应，以及“茅盾文学奖”评选过程中的波折，已经不属于写作本身的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