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张爱玲悄然辞世14年之后，她的遗作《小团圆》果如她的朋友邝文美在1976年所预料的那样——“在万众瞩目的情形下隆重登场”①。应该说，与作品本身的艺术成就相比，出版方的“炒作”倒是更为“成功”。其实，无论是出版方还是读者心里都非常明白，《小团圆》之所以能成为热点，“被全球3000万张迷翘首企盼”，并不真的因为它是“张爱玲最神秘的小说遗稿，浓缩毕生心血的巅峰之作”，而是因为其中的人物和情节几乎事事物物皆可与张爱玲的真实生活相对照并且落实。它浓重的自传色彩，第一次让人看到了张爱玲——那个下笔从来“不沾身”的作家——呈现出来的自己。或者可以说，《小团圆》提供了这样一个可能，让人在读了那么多“张看”的作品之后，终于有机会满足一次“看张”的愿望。 张爱玲的“看”，是一个引起过研究者关注的话题。1976年，当她的散文集《张看》在香港出版时，这个新异有趣且涵义丰富的标题立刻受到了读者和研究者的认同和理解，并被看作是对张爱玲文学作品的准确概括。这个看似文字游戏的说法具有两层涵义：一方面是指作家有意回避主观介入的“张望”的姿态；另一方面，又因作者姓氏的巧合，表明了这是一个张姓作家的带有鲜明个人视角和主观色彩的写作。这个双关的说法，正是张爱玲所要表明的复杂的写作立场和姿态。也就是说，张爱玲的“看”，既是一种对世人世情的冷眼旁观，同时又渗透了作家本人对人性、人生、社会、时代的认识和理解。因此，这个“看”的背后，有“思”也有“叹”，有体谅与悲悯，也有刻薄的嘲讽。这应该就是“张看”的特殊风格所在，即：置身事外的观察、精明的世事剖析与苍凉的人生喟叹的三者结合。 事实上，早在张爱玲的成名作《传奇》出版的1943年，这样一个“张看”的姿态就已鲜明地表现了出来。多年来为读者津津乐道的《传奇》的封面就是最好的证明。张爱玲自己解释说： 封面是请炎樱设计的。借用了晚清的一张时装仕女图，画着个女人幽幽地在那里弄骨牌，旁边坐着奶妈，抱着孩子，仿佛是晚饭后家常的一幕。可是栏杆外很突兀地，有个比例不对的人型，像鬼魂出现似的，那是现代人，非常好奇地孜孜往里窥视。如果这画面有使人感到不安的地方，那也正是我希望造成的气氛。② 炎樱笔下窗外那个窥视着的“现代人”，显然带有张爱玲的外貌特征，这个面孔没有五官和表情，但肢体的动作表现出明显的“好奇”与“孜孜”的姿态。在《传奇》的扉页上，张爱玲写下这句著名的话：“书名叫传奇，目的是在传奇里面寻找普通人，在普通人里寻找传奇。”可以说，对普通人生的窥视，以及从普通人生里窥视到普遍而深刻的人性，是张爱玲小说最鲜明的特征，也是她的最高追求。 因此可以说，张爱玲笔下的平凡男女演出的都是时代故事。即如她自己所说的：“正是这些凡人比英雄更能代表这时代的总量。”③“我写作的题材便是这么一个时代，我以为用参差的对照的手法是比较适宜的。我用这手法描写人类在一切时代之中生活下来的记忆。而以此给予周围的现实一个启示。”④也无怪乎夏志清对她有这样的评价：“《传奇》里的人物都是道地的中国人，有时候简直道地得可怕；因此他们都是道地的活人，有时候活得可怕。他们大多是她同时代的人；……他们的背景是当时的社会经济情形，是他们的父母，或者广言之，是一个衰颓中的文化。”⑤应该承认，张爱玲与很多大作家一样，在自己的写作中是有这样一种写出人性之“常”与时代之“变”的抱负的。 张爱玲反复申明自己使用的是“参差的对照的手法”，并强调“它是较近事实的”⑥。但是，究竟什么才是“参差的对照的手法”呢？用她自己的话说就是：“不把虚伪与真实写成强烈的对照，却是用参差的对照的手法写出现代人的虚伪之中有真实，浮华之中有素朴”。因为，“极端的病态与极端觉悟的人究竟不多。时代是这么沉重，不容易那么容易就大彻大悟。这些年来，人类到底也这么生活了下来，可见疯狂是疯狂，还是有分寸。”⑦也就是说，她所谓“参差的对照的”的手法是对立于极端的、整齐划一的方式而言的。在她看来，大事件、大人物、大彻悟，都是极端的、不尽真实的。张爱玲的“分寸”，使得她的故事都是小人物的小悲喜。在这个思想基础上，张爱玲理直气壮地承认自己写不出“时代的纪念碑”式的作品，也淡化了战争、回避了革命等题材。她只关注那些乱世中的普通人，关注于他们的恋爱，尤为重要的是，她要写出他们在恋爱之类的日常生活之中所表现出来的“素朴”和“放恣”。因为在她看来，这才是人生的真相。 显然，这就是“张看”所采用的“看法”。它带有作家先入为主的观念和独特的视角，它决定了张爱玲的写作方式——既写出自己眼中的时代故事，但又不过多掺杂个人感情。事实上，张爱玲的确从不动情。无论是悲悯还是嘲讽，她都不会替小说中的人物多愁善感，更不为他们设身处地。她在一定程度上是超然的，即如炎樱的画中所表现的：她站在窗外，面无表情，只有旁观者的好奇，没有介入者的悲喜。但是，情感的疏离并不等于观念的抽空。事实上，张氏故事中处处表达着张爱玲的人生感悟。即如作家王安忆所说：“张腔张调”“不在技巧，亦不在风格，而是直指人世观念，苍茫的空间和时间里，有情人均是一瞬间地擦肩而过。就是这，无疑是张爱玲所作。”就是说，张爱玲是借他人的故事表达自己的观念。正是这种“人世观念”，决定了张爱玲只写她自己相信的东西。或者说，她对小说中人物和情节的处理，都会最终归于她观念深处的“真实”与“真相”。比如她在谈及《倾城之恋》的结局时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