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 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5310(2009)-02-0001-10 关于“先锋小说”的提法，无论是在学界还是文坛，一直都存有争议。“对这派小说的称呼并不一致，大致有‘新潮小说’、‘实验小说’、‘后寻根小说’、‘探索小说’、‘先锋小说’等多种，但其所指向的作家群是大体一致的，它指向的是这样一些作家：徐星、刘索拉、残雪、马原、洪峰、格非、余华、孙甘露、叶兆言、苏童等。”[1]而事实上，除了命名无法形成最终的定论以外，关于“先锋小说”所指向的作家范围，也并非没有分歧，比如，将徐星、刘索拉命名为现代派作家而不归入“先锋小说”群体[2]。 但正如程光炜在《文学史研究的“陌生化”》中所说的，文学史研究必须有某种“共识”，否则就无法交流。[3]同样，对“先锋小说”的讨论，首先也要站在某种“共识”之上，然后才能进行进一步的处理，或者辩护或者商榷。我想，关于“先锋小说”的共识，很大程度上可能要求助于“约定俗成”，也就是我们暂且不去追问它“应该是什么”，而是首先考究我们眼中的它“已经是什么”。那么，“就新时期文学而言，1985年前后兴起的以马原、残雪、余华、格非、孙甘露等作家为代表的小说创作，由于其自觉的创新试验而被评论家普遍指认为先锋小说”，[4]1这样的说法，应该是比较审慎而能得到大部分人的认同的。更明确地说来，“先锋小说”是以其形式上的创新试验而成为某种整体性的文学潮流。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原的代表作《冈底斯的诱惑》在《上海文学》上的发表，成为了80年代的“一个文学事件，以此为先锋小说出现的标志，作家从原来关心写什么到关心怎么写，从先前的文以载道转变为道以载文”。[5]216马原的小说成了“形式试验的范本”[4]85，他也因此“被选定为先锋小说的先锋”[6]165。 然而，这种“共识”很显然也包含着某种危险。提到“先锋小说”，我们通常想到甚至只会想到的就是形式试验、叙述方式的“先锋”。这样很自然地就遮蔽了“先锋小说”在它产生的历史现场所曾经拥有过的其它维度。②同时，由于文学史研究存在的某种“原点”、“标志”情结，我们的文学史视线通常是向后看的，比如从“先锋小说出现的标志”《冈底斯的诱惑》向后看“先锋小说”的发展流变，或者总体性地为这个原点寻找一些背景式的“出生证明”，从而忽略了在这个“历史原点”之前所曾在场的更丰富的信息。 这也是本文尝试考察马原这个“先锋小说”“原点”的“前史”之初衷。 一 马原的西藏梦与西藏题材 1989年初，一位批评家曾这样回顾与描述5年之前的文坛：“及至1984年，人们突然惊讶地发现，中国的人文地理版图，几乎被作家们以各自风格瓜分了。贾平凹以他的《商州初录》占据了秦汉文化发祥地的陕西；郑义则以晋地为营盘；乌热尔图固守着东北密林中鄂温克人的帐篷篝火；张承志游荡在中亚地区冰峰草原之间；李杭育疏导着属于吴越文化的葛川江；张炜、矫健在儒教发祥地的山东半岛上开掘；阿城在云南的山林中逡巡盘桓……”[7] 在这段话里，我们当然能够很容易就发现这张“版图”所缺失的部分：西南角那个在地理上处于边缘的高原省份——西藏——似乎也同时处在文学场的边缘。但如果在1985年再来看这张版图，西藏的位置上，或许已经标上了几个名字：马原，扎西达娃……——1985年2月，《上海文学》发表了马原的《冈底斯的诱惑》；1985年6月，《西藏文学》推出“魔幻小说专辑”。西藏的这群作家和他们笔下的这块地方，逐渐被文学视界的目光所认识与关注。 西藏，似乎因马原等人的小说而浮现在文学视界之中。但对于马原来说，他又何尝不是因为西藏而成功地实现了小说试验，从而进入了文学视界的焦点呢？在他离开西藏8年之后，与他重逢拉萨的原《西藏文学》编辑马丽华“记下他的第一句话是：离开西藏就写不出东西了”。[8]117我想，就后来的事实而言，这不算夸张。② 西藏，对马原和他的“先锋小说”究竟意味着什么，是一个值得我们首先加以注意的问题。 1982年，马原从辽宁大学中文系毕业进藏。“进藏”，在当代中国，是一个有着特殊与丰富含义的词汇。政治与人文，责任与理想，民族与国家，在这个词汇背后交织形成了一圈特殊的光晕。关于“进藏”，马原说：“1982年大学毕业，我决定去西藏，中专毕业就想去，但因为西藏没有铁路部门所以没能成行。这次终于如愿。”[5]20至于为什么要去西藏，马原语焉不详。不过马原中专毕业第一次想去西藏是在1976年，我们不妨看看另一个1976年进藏的大学生的回忆：“1976年我大学毕业了，那时毕业分配和现在完全不一样，大学生可是稀罕物，到处都抢着要，在一张学校详细的全国分配名单中，有3个西藏名额。不知道是不是学校担心这3个名额分不出去，还是呼唤大学生激情的需要，反正那次的毕业动员，是前所未有的隆重。一时间，我们那一届498个毕业生中，竟然有492个人报了名，要求到西藏去工作。那个时候有一个口号，叫做‘到边疆去，到西藏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这口号真的非常激动人心。”[9]马原的“进藏”是否有被这激动人心的口号鼓动的成分，我们当然不得而知。不过我想，身处这样的年份中，每一个凡人都不免被社会大潮所挟裹，与大潮做一阵同路人。正如马原在同一篇访谈里提到的“那时候没坐过飞机，听说进藏报到可以坐飞机，以为这一辈子只能坐这一次飞机了，就想借报到坐一回，所以奢侈了一下。报到后急急忙忙拿出飞机票报，生怕报不了，得自己掏钱，起码要两个月的工资”。[10]进藏的大学生马原，在某种意义上，就是80年代初那“数以千计”“潮水般涌向西藏”[11]的大学生中的普通一员。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