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勾勒革命文学的发生谱系时，1923年底到1924年初《中国青年》杂志上发表的一系列文学论文，如秋士的《告研究文学的青年》，中夏的《新诗人的棒喝》《贡献于新诗人之前》，恽代英的《八股》、楚女的《诗的生活与方程式的生活》等，往往被看做是革命文学兴起的先声。作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机关刊物，《中国青年》本来的使命在于“普遍的革命宣传”，文艺并不是它关注的重点，但就在其创刊仅一个月后，邓中夏、恽代英、肖楚女等一批共产党人就如此密集地就文学问题发言，似乎有意要发起一轮文学的“批判”。他们的声音在当时也激起了一些反响，由商务印书馆发行、在一般学生中影响很大的《学生杂志》，就转载了《中国青年》的部分文字，还刊发一些文章、通讯，同样展开对文学的挞伐，在发言姿态和论述口径上，与后者隐隐构成了呼应之势。①作为批评家的沈雁冰，也注意到了邓中夏等人的言论。依照他后来的说法，这些文章“是针对于当时高唱‘为艺术而艺术’的创造社痛下针砭”，而他发表于1923年底的《“大转变时期”何时来呢？》《论无产阶级艺术》等文，也是出于对上述文章的呼应。②与此并不一定相关、但可以构成参照的是，在1924年前后，有关革命文学的讨论正零星出现，一些小型的社团，如悟悟社、春雷社等，也陆续打出了革命文学的旗号。③这样看来，《中国青年》上几个作者的意见，的确是得风气之先，它们似乎构成了革命文学的一种“酝酿”，时代潮流的“大转变”也由此被开启。 追溯开端、起源，在不同的时段之间建立联系，是文学史叙述的基本逻辑，但线性的叙述往往会将言论、事件，从特定的时代状况中抽离出来，为了“谱系”的完整而简化了历史的差异。具体到《中国青年》杂志的文学“批判”，正如有研究者指出的，这些文章大多出自一批“实际工作者”之手，在动机、起点上，其实与一般的“革命文学”提倡有相当的不同。④在20年代不断激变的社会语境中，他们对“文学”以及“文学青年”的批判，与其说来自对理想“革命文学”的构想，毋宁说是为国民党改组背景下青年动员的总体要求所推动。他们的话语或许过于粗暴，处理复杂文学问题的方式，或许失之简单，但在具体的情境当中，仍具有特定的历史说服力。因而，在一种相对开阔的社会政治视野中，重新审视这一轮文学“批判”的背景，辨析相关的言论，不仅能够修正一些文学史的“定见”，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讨20年代革命动员的话语分布、修辞策略以及历史说服力的生成，众多“文学青年”的转向以及支撑这种转向的社会、知识乃至心理状况，或许也能得到部分的说明。 一 “文学运动”还是“实际运动” 20年代初，初立的新文学进入了历史扩张的时期，伴随着众多“青年的文学团体和小型的文艺定期刊”的蓬勃滋生，“一个普遍的全国文学活动开始来到”。⑤对于关注新文学前途的批评家来说，新文学的泛滥本来是一件好事，但相关的质疑和不满也在积累。尤其是“五四”一代前辈——文学青年的导师们，其实并不真的希望朝向思想革命、社会改造开放的新文学，最终只是“实体化”为诗歌、小说等简单的文类实践。与此同时，新文学在普及过程中的自我消费化、空洞化现象，也引来越来越多的指摘。向文学青年提出劝谏、忠告的文字，在20年代初的报刊上，实际上是屡见不鲜的，对“坐在草地上做新诗”，“翻翻字典译些大错的小说”之类“文青生活”的漫画式描绘，往往也伴随其间。⑥换句话说，对文学青年的非议，在当时已成为一种共识性的社会话语，为了打破文坛上的浮靡空气，对于某种激昂扬厉文风的鼓吹，也不难听见。 《中国青年》上的文学“批判”，正是发起于这样的氛围中。署名秋士的作者，在发难文章《告研究文学的青年》中，就开宗明义地指出： 文学在现在，可谓已得一普遍的发展了。组织团体，发行刊物以研究文学的，平均每月必有两三处。在文学运动本身方面看来，虽然仍感觉寂寞；但一与其他各种运动比较，实在热闹非常，可称极一时之盛了。⑦ 这段文字，拉开了《中国青年》上文学“批判”的序幕，同时也为后面一系列论述，奠定了某种基本的模式。虽然，《中国青年》的几位作者对某种理想的文学形态也抱期待，个别人(如沈泽民)在文学问题上也投入了充沛热情，但与一般批评家不同的是，他们更多的是站在“文坛”之外，以青年运动的引导者自居。他们首先是将文学理解为一种特殊的“运动”，它的兴盛不仅吸引了大量青年，而且导致了对其他运动空间的侵占。⑧从这种视角出发，对于主题、风格、体式等所谓“内部”问题，他们其实无暇顾及，更多地将目光投向文学对青年的作用以及相应的生活方式和主体形象上，对文学青年病态生活的漫画式勾勒(“凡是想做新诗人的多半都是懒惰和浮夸两个病症的表现”)⑨，几乎成为所有文章的必要内容。然而，可以追问的是，在1923年底至1924年初，这份“非文艺”刊物集中火力攻击“文学”，只是普遍不满的表达吗？其目的仅仅是为扭转“青年界”、“文学术界”的轻浮空气吗？要了解更为具体的历史动因，不能不注意1923-1924年这个特定的时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