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纪大众趣味在文坛的持续扩张引发了对文学经典的解构，文学经典是文学价值的集中体现，解构经典的浪潮，发生于并体现着文学价值观念的新世纪转变。然而，经典解构不等于经典取消。在中国文学传统价值观中，有很多抗时代解构的稳定因素，这些因素潜移默化地存在于解构经典的新世纪文学写作中。 新世纪文坛的解构文学经典，就其实质而言是传统文学价值观的解构，由于这一解构是集中于20世纪文学经典，因此它又主要是对于20世纪主导文学价值观的解构。 这一解构体现为如下要点： 1、文学认识功能解构 在20世纪，文学的认识功能，即文学因坚持真实地反映现实生活的本质、规律及历史必然性的政治标准与艺术标准而获得的认识生活的功能始终被现实主义地强调着。虽然在过去几十年中，其他标准也允许存在，但现实主义真实性标准则是创作与批评的主导标准。这一标准的主导性在上世纪80年代初动摇，至90年代已不再被作为主导性标准而坚持。但现实主义真实性余威犹存，它在很多文学写作中仍被坚持。 进入新世纪，情况有了很大变化。已然掌控了文坛不少领地的大众趣味对现实主义的真实价值缺乏接受期待。这主要是因为大众趣味对于直接利益关系及直接利益的即时性、平面性关注，压抑着生活的深度求解；而所谓消费主义的活跃，更把大众趣味的期待导向物质利益关注及现实娱乐。活跃于上世纪50年代末至80年代的一批实力雄厚的现实主义作家，随着最富活力的写作年纪的逝去，在急剧转型而且喧闹的现实生活中把握与揭示真实性的精力不足与生活积累欠缺，他们已很少再拿出有传统意义的现实主义本质认知及反映这一认知的写作。作品的匮乏，成为现实主义衰落的直接现实。 2、文学教育功能解构 由来已久的文学教育功能，在20世纪启蒙、救亡、革命、社会主义建设及早期改革开放中，被一浪高过一浪地推向至境。这是一种时势教育，更是道德教育，信仰教育。近百年时间里，社会各方面都赋予文学以这样的教育之责，都赋予文学写作者以生活导师、灵魂工程师的身份。文学在这样的责任赋予中繁荣着自己，不断地产生履行职责的作品，文学写作者也在这样的身份认同中，体验着引导生活、塑造灵魂的光荣与神圣，并在这样的光荣、神圣的光晕中辛勤写作。上世纪充分实现着这一功能的群体性作品，就是歌颂革命英雄的红色经典，在这批洋洋大观的红色经典中，读者结识了一批伟大的革命英雄，在他们可歌可泣、光彩照人的英雄事迹中，接受着生动形象的革命英雄主义教育、革命理想教育、集体主义教育、爱国主义教育、共产主义道德教育等。 这样一个时代在文革浩劫中被吞噬。当反思的常人于80年代初带着沉重的灾难意识登上生活舞台时，文学教育功能怀疑论就已弹响。怀疑与反叛者当然不再感兴趣既有的教育，尤需反叛文学教育，文学教育的生活需求开始淡化，甚至被视为可笑之事。当大家各自归属自己时，大家需要的是自我而不是行使教育的文学他者；当大家成为众人时，并不需要也不存在另外的教育者。急剧转型的生活进程，使决定利益分配的大众由被文学施教的存在象征性地转为对文学施教的存在，文学在随顺大众中获得被施教的身份。 3、文学写作模式解构 由于认知功能与教育功能的解构，传统文学写作的那套为了实现认知与教育功能的写作经验与写作手法已经不同程度地削弱或失去了功能根据。时下，从前一历史阶段传承下来，但却较少有所用的写作经验与手法，集中体现为以主要人物为中心的写作模式。这种写作模式把实现认知功能或教育功能的重要人物置于写作中心，与之相关的各种作品要素均围绕主要人物设置与安排，如其他人物、情节、环境、修辞、议论等等。主要人物与其他作品要素的关系是主从关系，是衬托与被衬托、反衬与被反衬、突出与被突出关系。在这样的主从关系中，文学作品成为一个由主要人物引发开来的有机整体，这一有机整体越是严密，则作品选材与结构越是成功。当主要人物被纳入文学批评系统，他们又必须能够理念化，必须成为本质、规律或历史必然性的体现。 4、传统审美趣味解构 新世纪大众审美趣味自上世纪后叶便以其强大的活力与巨大的数量优势对文学领域的所谓高雅审美趣味进行冲击与解构。这里须指出的是，不能把这二者作对立理解，它们始终具有包容性。在此之前，现实生活中也有大众审美趣味，只不过由于种种原因相对于当时的高雅文学趣味处于非主导位置，发挥着非主导功能。而它与当时的高雅文学趣味同样保持着包融关系，即高雅文学趣味孕生于大众审美趣味，又经由延伸而化入大众审美趣味。 认知功能解构、教育功能解构、写作模式解构、审美趣味解构，传统经典在这样的解构中代传统文学价值受解构之过，又在被解构中助生着跨世纪文学的发展与繁荣。 解构不是破坏与否弃，而是转型与孕生。文学经典的解构，这一颇具悲剧意味的过程，当然不是文学经典辞世的挽歌，被解构的文学经典对于时下文学写作，发生的是另一种音调。 文学经典在被解构中，被解构的经典又潜移默化存在于解构经典的新世纪文学写作中。 这种潜移默化的功用，需要向被解构的经典的四个方面——认知解构，教育解构、写作解构、趣味解构，进行更深层的追问，即追问何以中国文学经典，尤其是红色经典会形成这样的被解构的四个层面。在这样的追问中，不仅会与更为久远的中国文学传统及孕生中国文学传统的历史社会文化传统相遇，而且也会与进行着现实解构的跨世纪文学实践的传统基础相遇，在这样的相遇中大家会意外而惊喜的发现，解构与被解构竟是同根而生、同根而长，它们中有一种真正的民族的血缘关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