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代以来，伴随着上海作为国际大都市的崛起，有关“上海”的表述也因其丰富庞杂而颇为引人注目。在“上海”复杂的形象上，凝聚着众多有待进一步清理的信息：全球化、国际大都市、“中产阶级”、日常生活、新的意识形态……这些显然已经构成了中国今天的人文学者必须面对的现实问题。 作为“上海”形象的重要塑造者与传播者，文学作品中有关“上海”的想象也颇为可观，从红极一时的张爱玲到王安忆、程乃珊、陈丹燕乃至更为年轻的安妮宝贝，尽管这些作者年龄、阅历、知识背景乃至写作路径存在着较大的差异性，但是在“上海”想象上，她们却又颇多曲径通幽之处。这一点，显然是耐人寻味的。 如何来界定“上海”的具体内涵，如何来评价这种当代“上海”形象以及背后的“上海特性”①，某种程度上，成为我们理解今天的中国社会一个极为重要的切入口。 “中产阶级”：“上海想象”的芯子 作为“上海想象”的核心概念，“中产阶级”无疑是当代作家们相当偏爱的叙事要素之一。从程乃珊、陈丹燕的上海“风花雪月”的故事，王安忆的《长恨歌》、《文革轶事》、《香港的情和爱》等，一直到当下风靡一时的安妮宝贝的“小资”情调，“中产阶级”以活色生香的姿态为我们演绎了独具魅力的“上海特性”。 作为当代上海叙事的代表性作家，王安忆对于上海“中产阶级”文化有着清晰的认识： 这种人生观是谈不上有什么理想的，所以它不是高尚的人生观。可它有它的好处，那就是不虚无。它每一天都有每一天的事情做，没有目标，却有着计划。眼睛只看那些看得见的，握不着的不去想，握得着的就是盈盈一八。它是实惠，过的是小日子，可是许多大世界，倒是它们聚沙成塔地垒起来的，比如上海这城市。② 在王安忆的阐释中，上海的“中产阶级”或许可以指向为上海历史上曾经拥有过的“小市民”，在他们的人生中，实惠的日常生活应该是最重要的人生目标。尽管从表面上看王安忆对此评价不高，认为它不够“高尚”，但是她充分地承认了这种实惠的日常生活是众多“大世界”不可或缺的基石，从这一点看，又可以看到，王安忆这些上海“中产阶级”文化的书写者们其实还是很首肯“中产阶级”们踏踏实实的人生观在社会发展、历史行进中的作用的。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王安忆们的作品尽管会穿梭于不同的历史阶段而留下各种形态的历史记忆，但是如果要追溯这种历史记忆的内在肌理，我们还是能够真切地感受到“中产阶级”的这种曾相识的人生观似自始至终的贯穿着。可以以《长恨歌》为例来说明这一点。作为一部自觉的史诗性的作品，《长恨歌》的叙述时间从1940年代一直延续到1990年代，其中触及了解放战争、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改造、“文革”直至改革开放，在大开大阖的历史大变动中，像王琦瑶这样的弄堂女子似乎都能置身事外，一路从容走来，仍然系心于柴米油盐酱醋茶，仍然向往拥有可体的衣服、合心的饮食以及热闹的麻将桌。间或有烦恼或惆怅，亦不过是家长里短、儿女情长，除此之外，似乎再没有什么可以牵挂的。在这样的人生中，个人的实惠生活的意义被极度放大，而时代风云等等沦为渐行渐远的一抹背影，两者之间构成了一种对立/疏离的关系，而个人以日常生活为途径的人生追求，构成了一种理直气壮的逃脱，一种因为退到了人生的底线而拥有的合法性。由此，我们可以发现，在“中产阶级”的世界中，时局的跌宕起伏与个人的现世安稳仿佛可以构成一种极具张力的效果；而其中的个人，正如张爱玲在《沉香屑·第一炉香》中所感慨的，似乎可以“一手挽留住了时代的巨轮”。在这样的对中产阶级的定位中，我们不难发现，上海的“中产阶级”文化的底子是建立在对丰裕的物质生活的追求上的，而这种追求因为有了与变动的大历史之间的悖论性关系，因为其世俗性与永恒性而变得合情合理。 尽管如此，对于王安忆们来说，底子只是底子，“中产阶级”文化还需要另外的东西来加以修饰，才能将其蛊惑力发扬光大。这种修饰性的东西，在王安忆这里称为“面子”，有关底子(或者成为里子)与面子之间的关系，王安忆借《长恨歌》中的严师母之口说得很是透彻： 吃是做人的里子，虽也是重要，却不是像面子那样，支撑起全局，作宣言一半，让人信服和器重的，当然，里子有它实惠的一面，是做人做给自己看，可是，假如完全不为别人看的做人，又有多少味道呢？③ 尽管我们通常会把“吃”和“穿”都归结在物质生活追求中，但是，在严师母这里，“吃”和“穿”之间的差异还是很明显的——因为它们代表着不同的人生意义追求，“吃”是对内的，满足的是“中产阶级”自我的生存，表达的是他们那种不动声色的生活质量；而“穿”则是对外的宣言，是人的体面，是获取他人的认可与认同的重要途径。将这样的“吃”和“穿”结合在一起，“中产阶级”文化内外的两个维度就呼之欲出了，那就是“中产阶级”作为一个阶层，其对于丰裕的物质生活的追求，不仅仅是为了满足个人身体的需要，同时，也具有一种标识自我的功能。如果说前者更多停留在物质生活的层面上的话，那么，后者指示出了“中产阶级”在消费过程中的精神寄寓。在“穿”的功能定位上，王安忆与米尔斯(C.Wright Mills)可谓殊途同归： 白领人士对声望的要求，一如他们的名称所体现的那样，是通过其外表的风格体现的……时装的标准化和批量生产已经消除了许多直到20世纪还举足轻重的服饰差异，但它没能消灭白领和雇佣劳动者的区别。④ 米尔斯进一步指出： 雇佣劳动者和白领人士的服饰开支揭示出这种差别，而这尤以女性最为突出。⑤ 尽管中国当代的“中产阶级”与美国的白领阶层有着明显的差异性，前者不能简单的比附后者的一些基本特征，但是在如何建构体面(或者如米尔斯所说的“声望”上)，两者之间还是表现出了相当的一致性。这就是说，无论在中国还是在美国的语境中，“穿”是具有某种意识形态性质的，而“穿”的这种意识形态属性，对于认同途径/资源相对来说较为单一——特别是居家的“中产阶级”女性来说，恐怕是更为强调的。这也就是在当代的上海小说中，作者们在展现“中产阶级”内心的渴望的时候，更会关注处在家庭中的诸如严师母、王琦瑶等“中产阶级”女性的服饰的缘由吧。 除了上述“中产阶级”文化的修饰物外，另外一个值得注意的指标，就是陈丹燕在《上海的金枝玉叶》、安妮宝贝在《告别薇安》等作品中着力渲染的“中产阶级”的“闲暇”/“品位”。在《上海的金枝玉叶》中，陈丹燕欣赏的是著名的永安公司郭四小姐历经乱世而不变的优雅品位。在1962年，在受迫害需要天天打扫厕所的岁月中，她依然能忙里偷闲，在铁丝上为自己烘烤出金黄的面包片。某种意义上，可以说，面包片在这里不仅仅代表着食物，而是代表了一种生活方式，一种以下午茶的名义保留着的悠闲的“中产阶级”生活方式。当历经沧桑之后还能因陋就简地烤食面包片的时候，应该说，这其中不只是一种对于往昔优越的中产阶级生活的缅怀，而是重新诠释“悠闲”的内涵了，“悠闲”在这种情形中不再代表了“中产阶级”家庭主妇的无所事事，而是指向了“尊严”、“个人”这样的层面；而压制、剥夺“悠闲”的那个时代和社会，则很容易的被指斥为是一个非人的时代。由此，在陈丹燕的小说中，我们大概可以看出“悠闲”对于打造“中产阶级”文化品位的重要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