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危机”，我更愿意把它解释成是一个生产性的概念。在某种意义上，任何一个社会结构同时也是危机的生产装置，当危机被生产出来以后，这个社会有没有能力来克服它以及克服它的资源是什么，就构成了极其重要也是整个社会必须面对的问题。而对危机的克服，则往往提供了一种新的革命的可能性。中国的社会主义同样也在生产自己的危机，包括对危机的克服。在这一意义上，我倾向于认为，社会主义不仅不是革命的结束，反而孕育着新的革命——当然，这一新的“革命”的内在构成因素是极其复杂的。 但是，在今天，讨论社会主义危机或许还具有另外的意义，近三十年以来，也就是所谓“后三十年”生产出了对中国社会主义前三十年的解释。这一解释分成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把整个社会主义妖魔化或者污名化；但是另一方面，尤其是近十年以来，随着新左翼和自由主义的大辩论的开始，社会主义在某种程度上也被理想化或乌托邦化。这一问题在于，如果我们完全把中国社会主义前三十年理想化和乌托邦化的话，那么，我们如何解释1980年代，1980年代的意义到底在什么地方？而且，更严重的问题在于，如果完全把这段历史理想化，那么中国社会主义前三十年遭遇危机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它对我们理解社会主义，提供的反而可能是一种遮蔽性的说法。所以，在这样一种情况下，重新来讨论社会主义的危机，将可能帮助我们更为深刻地进入中国社会主义的历史。 一、什么是社会主义危机 我一直用“革命”这个概念来称呼当代中国——“革命中国”，但这只是一个笼统的或比喻性的说法。如果我们把革命解释成一个大规模的，尤其是以武装夺取政权为特征的一种群众运动(或者政治实践)的话，那么在1949年以后，这一“革命”则暂时告一段落。当然，不是说“革命”这个概念停止了运转，而是它仍然在运转，只是表现为另一种形式。因此，1949年以后，我们可以把它称之为“革命之后”的语境。1990年代以后，按照一些学者喜欢使用的另一个概念，叫做“后革命”，或者“后社会主义”——这个概念表示我们进入到了另外一个历史语境。但是，我愿意把1949年到1980年代——也就是20世纪的后半个时期——称之为“革命之后”的时代。 这个“革命之后”有两个方面的特征：一是强调建设，政权建设和经济建设，因此，它就不是以往那种大规模的以颠覆和反抗为目的的革命运动。所以我们经常会讨论延安，因为延安时期包含了1949年以后这一建设的某些理念甚至制度设计在内，延安特别重要也就是在这样一个意义上面。第二，这个“革命之后”，除了建设以外，它还强调了治理，也就是说，它明显突出了国家的重要性。原来的革命是挑战和颠覆原有的国家形式，但是1949年之后，一个建设的社会必定需要治理，因此，“治理”这个概念，构成了“革命之后”的第二个特征。要谈到“治理”，就会突出国家的重要性。没有国家，就不可能有治理。这些问题，都和列宁主义，尤其是“一国之内实现社会主义”的理念有关。 可是，革命的理念并没有消失。革命的理念进入“革命之后”的历史语境，势必与建设和治理这两个概念产生冲突，这个冲突的核心仍然是一个现代性的问题。这个矛盾怎样来解决？有没有能力来解决？无法解决的时候，就会构成一种危机性的形态，就会生产出这个社会内部的危机因素。 因此，我把社会主义历史阶段，也就是“革命之后”的历史语境中的矛盾，简单地概括为五个范畴：1.平等主义和社会分层之间的矛盾；2.科层制度和全民参与之间的矛盾；3.政治社会和生活世界之间的矛盾；4.内在化和对象化之间的矛盾；5.维持现实和面向未来之间的矛盾。 当然还有很多的矛盾范畴。但是即使通过这五个矛盾范畴的分析，我们也将会看到，由于现代性的介入，它使革命的理念与“革命之后”的历史语境之间产生了一种结构性的冲突，这个结构性的冲突才构成了社会主义的危机。 1.平等主义和社会分层：中国革命在根本上包含了一种平等主义的政治诉求，因此它一定会导致社会财富分配制度乃至所有权的革命性的改变。但是绝对的平均主义，却为现代性所无法容忍。因此，即使在延安时期的“供给制度”中，仍然包含了一定程度的等级差别，也就是王实味当年所批评的“衣分三色，食分五等”。如果没有这样一种平等的理念，当时激进的“文学青年”就不会对这一供给制内部的等级差别产生如此强烈的抵触情绪。 但是供给制内部的等级差别，一方面是为了保证领导干部的工作需要；另一方面，则是为了吸引一部分高级的知识人才。因此，它实际上包含了1949年之后的两个根本性的现代特征：专业化和分工化。这一现代性特征必然会影响社会财富的分配制度，我们所熟悉的，就是1950年代供给制向职务等级工资制的转变①。这一转变也实际预示了社会重新分层的可能性。 所以，“革命之后”的社会主义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概念。一方面，它强调平等；另一方面，在现代性的制约下，又同时对社会重新分层。这个社会分层实际包括了三个方面：第一是干部和群众的差别；第二是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差别；第三是城市和乡村的差别。一个无差别的社会实际上不可能存在，社会主义也是如此。但是，如果这一差别被无限制的扩大，那么，社会主义就不仅可能生产一个新的官僚阶级，也有可能生产一个新的中产阶级。实际情况也是如此。在中国社会主义前三十年的文学方面，后两类矛盾(即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城市和乡村的差别)实际上处于一种被遮蔽的状态，或者说，表达得不是非常地清晰。而且经常会通过个人主义或资产阶级思想这样一些定义，来掩饰或遮蔽这些矛盾。我们看到很多的文学作品，比如《千万不要忘记》，丁少纯对皮夹克和西装的追求，本身已经呈现了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地位差别。但是为了克服这个差别，仅仅把它定义为“个人主义”或者“资产阶级的名利思想”。而城市和乡村的差别，则被另一种叙述力图克服，比如《艳阳天》里面强调“丰收不忘国家”，在这里，对国家的高度认同遮蔽了这一矛盾的实际存在。这一被压抑或遮蔽的矛盾在1980年代，得到了一种“报复性”的叙述，但是这一“报复性”的叙述不仅没有制止社会分层的趋势，反而使得这一分层获得了一种合法性的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