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65年到1971年的几年间，在美国执教的白先勇先后在台北的《现代文学》杂志上发表了十余篇短篇小说，这些作品的大部分篇章后来被编辑成短篇小说集《台北人》①，交由晨钟出版社印行。历经岁月的淘洗，《台北人》不但有了韩文版、英文版、法文版，在中国内地也再版了多次，其中的一些篇章还被改编成电影和舞台剧而广泛流传，它毋庸质疑地成为白先勇的代表作。有意味的是，这部在命名上具有明确地域指向的作品，其实对“台北”并没有多少观照，它要呈现的是特定时空中的人的历史心态，印第安那大学(University of Indiana)出版的英译本选择的书名是Wandering in the Garden,Waking from a Dream，倒是更切合作品的思想意涵。 台北提供了历史的舞台，可是如匆匆过客的白先勇似乎对它并没有念之系之的情怀，小说集命名为“台北人”，实际上却变成了一种反讽，因为作品中描写的都是“大陆人”——尽管客居台北多年，他们魂牵梦绕的还是往昔旧园，即便被称作台北人，骨子里都还是大陆人。“他们贫富悬殊，行业各异，但没有一个不背负着一段沉重的，斩不断的往事。而这份‘过去’，这份‘记忆’，或多或少与中华民国成立到迁台的那段‘忧患重重的时代’，有直接的关系。”②问题在于，普通人的命运在轰轰烈烈的时代巨流面前总是渺小到可以忽略不计，这些名不副实的“台北人”终归要落地生根，名至实归。时隔多年以后，他们以及当下的台北人如何体验时间的流转和空间的拘限？20世纪80年代末期，被称为战后婴儿潮作家③之一的朱天文以小说集《世纪末的华丽》④接续了这一主题，她笔下的主人公大多以台北为中心，穿行在现实与幻景之间，孤独叛逆又渴望被认同与接纳，希望抓住现实却只能颓然失落，所谓“世纪末的华丽”又变成了一种对现实的“反讽”，其概念本应包含的繁华、荣耀、狂欢、理想等意指，都被现实生活中的混乱、腐朽、失败与绝望所替代。从《台北人》到《世纪末的华丽》，两代作家在不经意间共同书写了时代性精神体验与台北城市空间的关系，他们各自的台北故事彰显出时间的动感及脉络，我们或可由对作品的解读而感悟历史洪流中个体的迷误与期盼，并由此发现隐蔽的文学史的线索。 一、幻象的营造与破坏 事实上，生活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台北，白先勇对这个城市并非完全没有关注和好感。他曾在文章中回忆大学时代与一群文学青年创办《现代文学》杂志时的情景，谈到在台大外文系时与同学们“常常出去爬山游水，坐在山顶海边，大谈文学人生，好像天下事，无所不知，肚里有一分，要说出十分来。一个个胸怀大志，意气飞扬……”⑤，青春的刻痕深深印人生命的年轮，台北堪称是他文学道路的起点。在散文《台北Pastoral》中，白先勇也曾深情地描绘50年代的台北风景给自己留下的美好印象，那如诗如画的场景和心灵的感悟，在他六七十年代的小说作品中却不曾出现，他写了《台北人》，但台北作为地域空间的意义几乎是虚设的，困顿在这个城市空间中的许多人物，被“过去的历史”深深迷惑，他们“‘不肯’放弃过去”，并且“死命攀住‘现在仍是过去’的幻觉，企图在‘抓回了过去’的自欺中，寻得生活的意义”⑥。因此，他们视野所及、思虑所到之处，都是从现实的表相中看出历史的影子，现实的世界反而被忽略了，仿佛戏剧舞台上一个无足轻重的小摆设。我们发现，《台北人》中的作品很少细致描写台北的城市景观和人情世态，即便执政当局有意识地在台北地区街路的命名和排列上复制了大陆的布局，但物是人非的感觉是如此强烈！《一把青》的叙述者流落台北后，所住眷属区“碰巧又叫做仁爱东村，可是和我在南京住的那个却毫不相干”；当年桂林城里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花桥荣记”，到台北后也只能勉强维持，不复拥有当年的那些风光了（《花桥荣记》）；应邀赴宴的钱夫人，触景生情似乎重返了当年在南京梅园新村公馆为姐妹请生日酒的场景，可是现实中的她却是年华已逝、身份下降的将军遗孀……地域名称或场景上的相似性只是更增强了人物的时空落差感，这些被历史放逐的生灵，在一种恍如隔世、今非昔比的生存体验中无可奈何地走向了生命的悲剧性终结。 《台北人》中给人印象深刻的角色大体有两类人——具有军旅背景的中老年男性和风月场所中的女性形象。在本质上，战场上的浴血搏杀与交际场上的明争暗斗同样惊心动魄，无论身份、地位如何，他们都有自己或伟大或卑微的“光辉记忆”。然而，那些生命中的动人之处被历史的洪流无情淹没了，外在的政治、历史因素切断了他们的日常生活轨迹，他们的内心从此纠缠在现实与幻象的困扰中，无法自拔。当年在台儿庄战役中奋勇杀敌的英雄赖鸣升，如今已经沦落为荣民医院的买办，“这种人军队里叫什么？伙夫头！”虽然说话、行事的声势依然不减当年的风采，但身上那套磨得见了线路的藏青哔叽中山装，袖口已经脱了线，口子岔开了的绿毛线衣都实实在在透露出如今的落魄，在无望的现实中聊以偷生的动力来自对“光辉历史”的回忆与那份割舍不掉的乡愁——“今年民国多少年，你大哥就有多少岁。这几十年，打滚翻身，什么稀奇古怪的事没经过？到了现在还稀罕什么不成？老实说，就剩下几根骨头还没回老家心里放不下罢咧。”（《岁除》）⑦个性上比赖鸣升要内敛得多的王雄（《那片血一般红的杜鹃花》），记忆停留在青年时代被截去打日本鬼以前，执拗而笨拙地要将对故乡“小妹仔”的情义转移到丽儿身上，他的梦不能被唤醒，梦醒了就会产生巨大的破坏力。相比之下，穿梭在风月场所的金大班（《金大班的最后一夜》）要比赖鸣升、王雄们现实一些，在姿色犹存的时候她果断地将自己下嫁给一个年迈的小橡胶厂老板，只是这最后的一搏仍然伴随着太多的不甘与无奈，当年在上海百乐门风光无限的“历史”时时比照出如今的落寞与寒酸，“四十岁的女人没有工夫谈恋爱。四十岁的女人——连真正的男人都可以不要了”。欧阳子分析《台北人》的主题时提到，“我们几乎可以说，《台北人》一书只有两个主角，一个是‘过去’，一个是‘现在’。笼统而言，《台北人》中之‘过去’，代表青春、纯洁、敏锐、秩序、传统、精神、爱情、灵魂、成功、荣耀、希望、美、理想与生命。而‘现在’，代表年衰、腐朽、麻木、混乱、西化、物质、色欲、肉体、失败、委琐、绝望、丑、现实与死亡”。“而潜流于这十四篇中的撼人心魄之失落感，则源于作者对国家兴衰、社会剧变之感慨”⑧，真是一语中的之见解。在历史的洪流中，普通人的悲剧最能彰显历史的荒谬与残忍。 某种意义上，《世纪末的华丽》可以说是接着《台北人》往下写。朱天文是“外省人”的后代，有在眷村生活的经历，父辈的乡愁与内心中维护这乡愁的执拗和脆弱，她都有细腻敏锐的感悟。但是，时光的流逝毕竟不能忽视，她创作《世纪末的华丽》时，距离白先勇写作《台北人》的时代已经又过去了二十多年，时代、政局的变化使台北发生了巨大的改变，她尝试捕捉的是当下的台北人与时空环境的关系。值得注意的是，她描写台北的时候也使用了一种苍凉悲情的笔调，无形中与白先勇有心意相通之处，难怪詹宏志从这些作品中读出了“一种老去的声音”，并说“可怪的，这一次，朱天文写出了‘年纪’”。她“笔下的‘成长’，如何竟都变成一幅苍凉沙哑的声调：这一系列的小说，如何竟都包括一位沧桑于心的人，独自在那里，倾听自己体内卡兹卡兹钙化老去的声音”⑨。与过去相比，城市面貌是日新月异地改变了，新、旧台北人的生存境况也比以往要改善了很多，问题是“台北”仍然不是一个能够安抚人们灵魂的地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