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国民性批判”与“新国民性批判” 从十九世纪中期开始，以鸦片战争的失败为标志，中国结束了以泱泱大国自居的闭关锁国状态，被迫进入了开放门户、融入世界格局的新阶段。由于国贫民弱，由于文化的落后，中国在军事、经济和外交等方面，屡屡受到西洋和东洋强国的欺凌和羞辱。一些睁开眼睛看世界的新知识分子，通过认真的比较和深入的研究，发现中国社会进步滞后的根本原因，在于我们的文化和国民性出了问题。于是，他们开启了批判旧文化、旧道德的启蒙运动，希望通过对国民性的现代化改造，即鲁迅所说的“立人”，来建立一个现代性的国家，实现中华民族的复兴。 但是，从上世纪三十年代初开始，由于日本的野蛮入侵，救亡图存和社会动员成了关乎中华民族存亡绝续的头等大事，“五四”一代的批判国民性的启蒙性工作，因此客观上受到了抑制，发生了转向。到了后来，为了赢得政治斗争的胜利，为了最大程度地进行社会动员，仍然需要抑制以知识分子为主体的“启蒙主义”，需要抑制以怀疑和否定为特征的“国民性批判”。新的理念要求一切形式的文学叙事必须用“阶级”的“眼光”看世界，必须以“批判”的姿态揭露“压迫阶级”和“剥削阶级”的“罪恶”，以同情甚至歌颂的态度来叙述“先进阶级”对“压迫”和“剥削”的反抗。如此一来，不加区别地将所有“国民”看做一个整体的“国民性批判”，就显得很不合时宜，就成了不利于社会动员的障碍。“新的文艺政策和文学动员的影响是极其巨大的。它不仅开启了二十世纪文学以反映阶级斗争生活为主要内容的新阶段，而且彻底地改变了作家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和叙事方式。在此后的漫长的时间里，从文化和人性的角度对‘国民性’进行整体性批判的写作基本上消歇了，尖锐而充满个性色彩的反讽，也很少看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大批新式作家的诞生，是一大批具有崭新风格作品的产生——这些新的作品包含着‘国民性批判’的启蒙文学所没有的明朗、乐观、自信的色彩，但是，它们似乎也缺乏‘五四’启蒙文学的沉郁、厚重和力量感，缺乏它所包含的个性色彩和文化意蕴，尤其缺乏对于中国人‘国民性’问题的深刻思考。”① 进入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后，“新的人民文艺”被要求更多地写“光明”，反映“国民性的成长的过程”：“中国新文化运动的最伟大的启蒙主义者鲁迅曾经痛切地鞭挞了我们民族的所谓国民性，这种国民性正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在中国长期统治在人民身上所造成的一种落后精神状态。……现在中国人民经过了三年的斗争，已经开始挣脱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所加在我们身上的精神枷锁，发展了中国民族固有的勤劳勇敢及其他一切的优良品性，新的国民性正在形成过程之中。我们的作品就反映着与推动着新的国民性的成长的过程。……我们应当更多地在人民身上看到光明，这是我们所处的这个新的群众的时代不同于过去一切时代的特点，也是新的人民的文艺不同于过去一切文艺的特点。”②在这样的意识形态语境下，国民性批判就丧失了最基本的生存空间；凡是带着问题意识和批评态度表现“国民性”的作品，都就很容易被误解，被当做“丑化人民”的动机不良的“反动作品”。直到二十一世纪初期，还有一些作家试图否定鲁迅批判国民性的意义，认为鲁迅的“国民性批判”完全“来源于西方人的东方观。他的民族自省得益于西方人的旁观”；由于鲁迅“不自觉地把国民性话语中所包藏的西方中心主义严严实实地遮盖了。我们太折服他的国民性批判了，太钦佩他那些独有‘文化人’形象的创造了，以致长久以来，竟没有人去看一看国民性后边那些传教士们陈旧又高傲的面孔。”③总之，对相当一部分作家来讲，“国民性批判”已经成为一个失效的话题，业已丧失了对当下文学的现实意义。 就当代文学的范畴来看，“国民性批判”停滞局面和委顿状况的改变，“新国民性批判”的自觉期和成熟期的到来，是以王小波的出现为标志的。这种“国民性批判”之所以“新”，是因为：第一，它所面对的，是完全不同的语境和问题——经过了剧烈的“斗争”和频繁的“运动”，中国人的“国民性”呈现出空前严重的状况，文学需要面对的是“道德滑坡”之后的许多更加复杂的问题；二是，在全球化和现代化的背景下，国民性批判的内涵和理想图景都有了新的变化——新的文学叙事必须用现代的观念来审视当代的“中国问题”，来研究新形态的国民性，从而帮助自己时代的人们成为人格健全、充满理性精神的现代公民。王小波显然是深刻地意识到了这一问题的作家。他将自由、尊严、知识和理性当做自己全部写作的价值支点。他的作品里充满优雅而轻松的自由感，充满知性的深刻牙口幽默的风度，常常表现出对自己的反讽和调侃，表现出一种大度而宽容、有趣而自信的精神姿态。像“五四”一代一样，王小波的批判也是从“伦理问题”入手的。他反对“愚蠢”，反对不负责任的“装傻”，反对一切“站在人性的反面”的姿态，反对“话语的捐税”，尤其反对一切形式的“无趣”。 同王小波一样，蒋子龙也非常关注当下中国的世态与人心，在写作中也涉及到了当下的一些“国民性”问题。几乎就在王小波用杂文随笔来批判社会问题和国民性问题的同时，蒋子龙也做着同样的事情。他在杂文《公德何在》中批评那些多得可怕的“社会公害”，尖锐地指出了”公德”缺失导致的后果：“社会陷入一种病态的不公正——强者可以践踏道德，而道德只用来束缚和伤害弱者。”④他敏锐地观察到了“政治”和“金钱”的异化关系，看到了享乐主义对“国民性”的严重影响，因此，在《政治金钱》一文中，他这样批评“政治金钱”的“破坏力”：“中国每年公款吃喝花掉一千亿元——真是吃喝大国！世界上没有第二个国家敢这样吃法。”⑤在《个体户和领导者》一文中，他说：“官场上的拜金主义更能使人的心灵变得荒芜野蛮，甚至长出角和刺。某些掌权者患了‘金钱饥饿症’，就会使一级权力或一种体制‘穷疯了’，而权力穷和体制穷是最可怕和最危险的。”⑥ 长篇小说《农民帝国》延续了蒋子龙用杂文随笔形式批判现实和国民性的路向与精神。这部小说面对的是进入新世纪以后异常复杂的中国社会。在这样一个消费主义和娱乐化的时代，任性被当做自由，利己主义大行其道，有的人获得了巨大的财富和权力，却成了失去理性意识和法律观念的“自由人”，变得极为疯狂和可怕，给他人和公共的利益造成了严重的损害。通过对郭存先这一人物的成功塑造，蒋子龙不仅显示了“新国民性批判”的叙事自觉，而且还揭示了这样一些深刻的主题：在市场经济和社会转型的复杂情势下，仅仅把“财富”的积累当做唯一的目标，必然会导致人性的异化和扭曲；只有把崇拜金钱和权力的“农民”（事实上，它不过是“国民”的代名词而已），提升为现代意义上的理解法律、自由和人道主义的真谛和价值的“公民”，一个社会才能在本质的意义上实现现代化，才能使自己脱离“农民帝国”的桎梏和奴役，否则，那些在攫取财富和权力方面获得成功的人，仍然不过是一些精神上的赤贫者，是形式上自由而本质上被奴役的人，是表面上成功而实际上失败的人。像郭存先一样的自大而狂妄的“成功者”，因为不知道尊重别人的权利和生命，所以，也不可能真正地尊重自己的权利和生命——他们不仅很少让自己体验到真正意义上的成功感和幸福感，而且，通常会严重地伤害自己，使自己沦入不幸的境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