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7月《干校六记》问世的时候，国内文坛的反应可以用“波澜不惊”四个字形容，影响所及仅限于同行友人的圈子。可以证明这一点的是，在上世纪80年代出版的两部最有代表性的中国当代文学史著作（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出版的《中国当代文学史稿》与上海文艺出版社1983年出版的《中国当代文学》）中，均不见有关《干校六记》的评述，只有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的《新时期文学六年》（1985年）中才被提及。（此书由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的研究人员集体撰写，他们与《干校六记》的作者同一单位，有同样的干校生活经历，相关章节的执笔者刘士杰先生又是钱钟书、杨绛夫妇的“粉丝”，这显然是《干校六记》得以“入史”的一个重要因素。）这种情形同样反映在《中国新文艺大系1976-1982》（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4年版）的《散文卷》中，在第一辑19篇的作品中，节选的《干校六记》排在倒数第二，最末的是本书主编袁鹰的《金色的十月》。鉴于编者自谦的惯例，《干校六记》实际上等于附尾，由此可以想见它在主编心中的位置。而在涵盖1949至1984年中国文学的《中国当代文学手册》（武汉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中，不见杨绛的名字，勿论《干校六记》。 然而，墙内开花墙外香。《干校六记》出版不久，就由日本汉学家中岛碧翻译成日语，1982年在日本的《水焉》杂志分期刊出，并出版单行本；英译本有美国汉学家葛浩文、中国旅美学者章楚和澳大利亚学者白杰明翻译的三种，法译本两种，在巴黎出版。而且，随着时间推移，《干校六记》在中国文坛也逐渐受到关注，尤其是上世纪80年代末，杨绛的散文集《将饮茶》、长篇小说《洗澡》的问世，也引发了对《干校六记》的再解读。到上世纪90年代后期，《干校六记》堂堂进入各种不同版本的《中国当代文学史》、几种不同的“百年中国文学经典”，以及各式各样的中国当代文学散文选本中。洪子诚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中这样评价：“杨绛的文字简约含蓄，语气温婉，对历史事件多少保持适度距离，作平静审视的态度。她将笔触专注于大时代事件中的小插曲，在对个人的见闻、感受的记述中，也能见到时代的光景。”董健、丁帆、王彬彬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新稿》认为：《干校六记》是“描写‘文革’同类散文中艺术性极为显著的作品之一”。而在一本专论90年代中国散文的专著《繁华遮蔽下的贫困——九十年代散文之路》（楼肇明主编，山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出版）中，《干校六记》被褒扬到无以复加的程度：“不仅在老生代散文中是出众的一部，而且在20世纪中国散文史上也可说有一个相当的地位，对人性细腻深切的体悟以及透明爽净、古典气息的文风使《干校六记》成为经典中的经典。” 《干校六记》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的遭遇，令人想起古今中外文学史上一些似曾相识的现象，在一个革故鼎新、动荡变化的时代，这是必然发生的文化现象。然而具体到《干校六记》，人们还是可以品味出一种复杂的况味。近代以降，西风东渐，中国面临民生危机的不断加深，文化亦陷入进退失据、冲突纷乱的境地，新与旧、东与西、无与资，三重矛盾错综交织，互相斗争，中国人的思想因此而四分五裂，文化同一性从此不复存在。而从大的趋势看，是贵族士大夫的、文人的文化受到冲击，逐渐式微，草根的民间文化逐渐抬头，尔后又在国家意识形态的浸透改造下发生变异，最后扭曲成政治斗争的工具。就中国当代文学而言，一个最显著的现象，就是一批学贯中西、通古博今的老作家边缘化，另一批学养不足的文学新人闪亮登场，表现在文风上，就是温柔敦厚、蕴藉华美的诗学精神的消失，剑拔弩张、一览无遗的“新华体”一统天下。“文革”结束，否极泰来，随着改革开放时代的到来，文化思想冲破封闭僵化的束缚，多元化的文化格局形成，中断多年的中国古典美学精神也得到接续，传统文脉得到修补。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干校六记》浮出水面。 《干校六记》在文坛的沉浮，为“文革”后中国社会的转型添了一个极好的注脚。问世之初不受关注，正好证明了它的超前，其时“伤痕文学”余温尚炽，“反思文学”风头正健，整个中国文坛沉浸在伤感与激愤的旋涡中。而在散文领域，正是所谓“挽悼散文”方兴未艾之际，正如《新时期文学六年》中描述的那样：“散文这支回春之曲，最初也是由泪水孕育而成的。后人在研究这一段历史转折时期的散文时，可能会惊异于这样一个特殊的文学现象：挽悼散文大盛于当时的中国。数以百计的长歌当哭文章寄托着对饮恨而逝的志士仁人的哀思与悲怀，短短几年里涌现那么多忆怀祭悼的篇章，在我国文学上实属罕见。”这种背景下，《干校六记》“怨而不怒，哀而不伤”的风格不能不显得极为特殊。 《干校六记》是一本薄薄的小册子，文体仿照清代文人沈复的《浮生六记》，记述作者1969年底到1972年春在河南息县“五七干校”的生活经历，由“下放记别”、“凿井记劳”、“学圃记闲”、“小趋记情”、“冒险记幸”、“误传记妄”六部分组成，叙述的内容，大都是个人亲历的琐碎之事，用钱钟书在“小引”中的话说，就是“大背景的小点缀，大故事的小穿插”。这种叙述方式与当时同类题材的作品大相径庭，正如《中国当代文学史新稿》中指出的那样：“这部作品没有椎心泣血地宣泄对‘文革’的切齿痛恨，没有直接出现骇人听闻的‘文攻武卫’的场面，甚至没有明白了当地描写‘文革’当中知识分子如何遭受残酷的肉体与精神的迫害，然而，这部作品给予我们的美学冲击某种意义上却超过了那些直接描写、控诉‘文革’的残暴言行的作品，这其中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与许多有意识凸显某种具体的、功利性的意图而忽视艺术传达的文本相比，杨绛的《干校六记》更多地注重了作品的艺术经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