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路翎小说语言的欧化，一直是评价路翎一个绕不过去的问题。路翎曾经回忆与胡风讨论语言欧化的情形，胡风认为路翎的小说缺少土语方言，缺少群众语言。路翎从胡风的著名理论“精神奴役创伤”入手，认为人物不仅有着“精神奴役创伤”，还有着“语言奴役创伤”①。从胡风理论的“精神奴役创伤”到路翎创作的“语言奴役创伤”，这个跨越并非显示了“精神”与“语言”的二元对抗，在路翎的意识中，语言奴役创伤不仅与精神奴役创伤具有内在同一性，而且还会因其被奴役的状态而具有反抗的姿态：“精神奴役创伤也有语言奴役创伤，反抗便会有趋向知识的语言。我说，我还是浪漫派，将萌芽的事物夸张了一点。”②如果说路翎笔下人物其语言奴役创伤自然是植根于汉语传统的，而他说“趋向知识的语言”会是一种怎样的形态呢？这种语言形态，不排除有着路翎所说的“上流人物”的汉语传统的雅的一面，但是“知识的语言”在路翎的言说中，笔者更愿意理解为一种欧化语言的形态。似乎可以这样说：在路翎看来，人物反抗精神奴役创伤的方式，只能采取汉语欧化的形式。反抗汉语奴役创伤的最好方式，当然是引入异质的语言因子。路翎在这里预设的这些人物采取欧化的前提是什么呢？在路翎看来，“趋向反抗”是出自人物自然的要求。 笔者从路翎的“语言奴役创伤”一词中借用“语言创伤”来描述路翎小说的语言欧化形态。“奴役”因为具有压迫性而失去主体感，如果用来描述路翎小说语言的创造显然不合适。“语言创伤”显示的是路翎语言欧化的未成熟形态，也就是他说的“将萌芽的事物夸张了一点”，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路翎把现代文学汉语的塑造在20世纪40年代推向了汉语欧化的极致。“语言创伤”显示的是路翎文学汉语的扭结状态，也是现代文学汉语欧化的极致状态，笔者正是想从语言创伤的扭结与极致状态处来探讨生命的开放和自我意识的构建。钱理群认为，“语言奴役”即语言对思想（情绪）的束缚的敏感及反抗，都表现了路翎对“精神（与表达）自由”的一种自觉追求，这也是很能显示他的“精神界战士”与“小说家”品格的统一的。从这样的角度去分析、评价路翎小说的语言，可能会达到对作家的精神创造的更深的理解。③张新颖曾经从巴赫金的对话理论入手解读路翎的小说语言，认为路翎小说语言的主观性，正是因为路翎与人物之间的对话，即是主体之间的对话，所以不能用客观化语言来理解。“现代的搏斗经验，在一个意义上也正是主体间的语言搏斗经验。”④“把现代的搏斗经验深化到语言搏斗的复杂过程中来探索、历险、挣扎、痛苦、欢乐，正是深入到现代文学的核心展开工作。”⑤他的这一解读指出了在语言与作家现代经验之间的搏击问题，是现代文学的核心问题，不过他对这一搏击问题的解释，并没有落实到语言创伤层面来分析。文学汉语的现代塑造，从新文学提倡白话开始，一条重要的线索是文学汉语的欧化，而文学汉语的欧化其实是两个方面的结合：从翻译而来的欧化汉语的塑造形态和从西方语法角度认识汉语语法的认知形态。按照索绪尔的说法，前者是言语的塑造，后者是语言的认知，两者的结合比较完整地显示了现代文学汉语欧化的整体样式。而这种欧化的整体样式是如何在现代文学的创作中得以呈现的，关注的人很少。 一 汉语欧化：语言创伤种种 路翎的汉语欧化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描述。 1.的，地，底：欧化或复古？ 路翎的小说语言中有一个很刺眼的词语“底”。“底”作为助词在汉语的演变历史上有一段漫长的过程。王力、吕叔湘、江蓝生等著名语言学者对此做过详细的梳理。唐宋时期“底”已经具有了“的”的所有功能，综合了古文中“之”、“者”、“所”、“地”等词作为结构助词的用途，“底”对这些功能的获取，除了语言的沾染、类化、语法化等因素外，口语向文言的挑战也是很重要的。在元代，“底”开始向“的”转化，这个转化可能也受到了口语的影响。⑥在晚清的白话小说中，就很难见到作为助词的“底”了。不过，从晚清到“五四”时期，西方语法中形容词词尾和副词词尾的区分，给汉语中一统天下的“的”带来了挑战，人们开始怀念消失的结构助词“底”，如：the study of science翻译成“科学底研究”；scientific reserach翻译成“科学的研究”；to study scientifically翻译成“科学地研究”。在翻译中，一般说来，名词领格和代名词领格后用“底”，形容词和定语后用“的”，副词和状语后用“地”。这是分化了近代汉语中“的”的功能。“底”对“的”的分担，是受西方语法的冲击产生的，是否也是对近代汉语中“底”的回望呢？这种回望置身于汉语自身的历史中，这就显示出，20世纪汉语的欧化，一方面总是要突破汉语的某些边界，另一方面这些突破也使汉语的传统有了某种包容的可能。 在“五四”新文学的表达中，“的”的用法并没有统一的标准。鲁迅的《呐喊》“的”、“地”和“底”不分，全用“的”。《新潮》第1卷第2期（1919年2月1日），刊有胡适的《十二月一日到家》、叶绍钧的《春雨》、罗家伦的《雪》、顾诚吾的《悼亡妻》、俞平伯的《冬夜的公园》、傅斯年的《深秋永定门城上晚景》六首诗，这些诗在形容词和动词之间也全用“的”。《小说月报》第12卷第1号（1921年1月10日）是茅盾主编的改革号，冰心的《笑》第一句是“雨声渐渐的住了，窗帘后隐隐的透进光来”，⑦“的”和“地”不分；而同期叶绍钧的《母》的第一段是：“弱小的菊科花开出来使人全不经意，却颤颤地冷冷地铺满了庭阶。无力的晚阳照在那些花的上面，着实有些寒意。原来秋已来了！”⑧叶绍钧把“的”和“地”分得十分清楚，但是“的”和“底”不区分。而俞平伯写于1921年9月30日的《凄然》严格区分了“的”和“底”，表示状态用“的”，表示所有格用“底”。⑨可见“五四”时代“的”“地”“底”的区分不太清楚和统一。“的”和“底”到了40年代的翻译和创作中有合流的趋势，尤其在创作中，基本上用“的”，解放区的赵树理、上海的张爱玲、大后方的老舍等作家全用“的”，这虽然不能概括全部，但大致情形也许如此。因此路翎坚持“的”“地”“底”的区分，成为路翎文学汉语的一种标志，是对欧化的坚持，同时也可以看做他对“五四”新文学所塑造的现代汉语的认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