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3月的北平《新晨报副刊》上，刊登了黎锦明的一封信《致周作人先生函》①，过了不久，周作人的回信也在该刊发表。②让人始料不及的是，两封信由此引发了长达两个多月③对周作人“环而攻之”④的文坛“波澜”⑤，这让人不禁好奇黎锦明那封“肇端”④惹祸的信究竟说了些什么。原来，他向周作人抱怨了对革命文学独霸文坛的不满，他认为一些革命文学家们只要头戴“一顶纸糊的高帽子”便可以让人仰视敬畏，而文坛中的其他人只好陷入“无意义的沉默”，他盼望周作人能够出来“主持”、“打破”这种众人缄口而革命文学独行其道的局面。 应当说，黎锦明的看法其实也是当时文坛中许多人的普遍观感，进入30年代后，左翼文学以其凌厉的攻势、霸道的话语权，占据了文坛的大小阵地，几乎对所有人都构成了“惘惘的威胁”⑦。一度的潮流中人郁达夫不止一次地谈到上海文艺界“简直是革命文学家的天下”⑧，“百鬼夜行，无恶不作”⑨。而置身事外的张爱玲也曾批评左翼文学“有太多的偏见和小心眼”以及“单调的洋八股”⑩，指出的也正是左翼文学在观念与手法上的种种偏颇。左翼文学的异峰突起，无疑带给30年代文坛的其他势力很大压力，然而具体情形究竟如何、这种压力最终又产生怎样的结果，还需引起我们更多关注。 事实上，周氏兄弟与左翼文学的相遇历程均不顺当：有关鲁迅与左翼文学的关系，已被学界公认为一个复杂的命题；而关于周作人与左翼话语的对峙与对话，却尚未得到充分重视。由此，重新思索黎锦明向周作人抛出的这一话题便很有意思，黎锦明无意之中是将周作人推到了左翼文学批评的风口浪尖。更值得深究的是，在周作人此后的散文创作和文学思想中，可以捕捉到这场批评留下的潜在痕迹。两明(11)通信所引发的争端及其对于周作人的影响，实际上正是解读左翼文学与1930年代文学关系的一个颇具价值的个案，因此值得详加探讨。 一 “大黑狼”与“中山狼” 面对黎锦明的提问，周作人的回答显得意味深长：他将回信题目标为“半封回信”，即只对黎锦明所提的译法问题作答，而对革命文学话题则宣布“告假”：因为觉得“自己不是文士”，“不配”对这个问题多嘴。尽管宣告抽身事外，却又在寥寥数语中流露出一种冷眼旁观的简傲姿态，这自然引起了一些左翼文学青年的不快。然而，招致这些青年更大反感的是，宣布“告假”之后的周作人仍然不吐不快，又将对当时文坛的“许多意见”概括成三点： (1)文学有言志与载道两派，互相反动，永远没有正统。(2)文学没有什么煽动的能力。(3)文士的职业是资本主义的私生儿，在合理的社会人人应有正当的职业，而以文学为其表现情意之具，有如写信谈话一样，这就是说至少要与利得离开。现今文学的堕落和危机，无论是革命的或非革命的，都在于他的营业化，这是落到了资本主义的泥坑里去了，再也爬不上来。(12) 这里，已然呈现出周作人两年后的著名演讲《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中的核心论点：言志与载道为文学史上互相起伏的两大潮流。如果说“五四运动的最大的成功，第一要算‘个人’的发见”，现代作家的个性，比从前任何时代的作品都更加强烈，(13)那么相对于这种以个性化“言志”为特征的“五四”文学来说，左翼文学无疑是“载道”的。左翼文学的狂飙突起，在周作人看来与历史上任何一次载道文学的兴起一样，仅仅是潮起潮落的文学长河中的一朵浪花，随时有可能被淹没。这一点表面看来是在谈论文学史的潮流更替，实际上是隐晦地批评了左翼文学的显赫地位不过与历史上任何一种暂时占据主潮的文学样式一样，不值得惊异与瞩目。如果说第一点的讽刺意味还相当隐晦的话，那么第二、三点则直接针对左翼文学将文学工具化、宣传化提出了批评。周作人强调文学是超功利的，不具备“煽动”性，这便与当时左翼文学着力凸显的文学具有煽动力的观点俨然唱成反调。他进而批评左翼文学的商业化倾向，指出其中媚俗、吸引大众眼球的因素，而这也正揭示一些靠商业因素立足的左翼作品的畅销奥秘。 周作人从文学史的长时段脉络和纯文学视角评点左翼文学的是与非，其观点可圈可点、具有丰富的探讨价值，然而却不幸成为左翼文学批评的众矢之的——《半封回信》中的每一句话几乎都成为左翼青年的批评对象。事实上，“意气用事”(14)和抓住“枝节问题”(15)大做文章的方式正是这些攻击文字的重要特点(16)。这一点就连后来继承了这一批评周作人话题的日报《民言》也有所反省，认为这种现象是“为半句话打好几篇的无味笔墨官司”(17)。此时，曾经“五四”时期的 “岂明我师”已然成为30年代革命文学青年的开火对象。 曾有论者将当时的文坛情形比喻成民初政局：就好像戊戌时被守旧派目为洪水猛兽的康梁，民国后则被斥为昏庸腐朽，现今“十年前文学革命运动时代的健将”如今也被当做攻击鹄的，攻击者们也就此一笔抹去了他们“光荣的历史”。现今左翼文学有意无意地忽视贬低“五四”文学革命的功绩以实现自我标榜的潜在目的，在让人感叹“时代奔跑得竟如此的快”(18)之时，也昭示出这种批评本身便带有明显的“文坛政治”的话语背景。借助着革命文学已然降临的风云际会，左翼文学者们大胆宣布“在这个旧的时代还未毁灭以前”，“绝对不让反革命的著作者站在文坛上”(19)，试图从根本上否定以“周氏兄弟”为代表的“五四”文学。他们运用阶级分析理论，对周作人的社会属性进行剖析，将周作人与鲁迅一道视做“旧文坛的权威者”(20)，其地位在时代洪流冲击下产生根本动摇是势所必然。他们甚至用居高临下，让人很难接受的口吻，宣布周作人“必然被新的机构所否定，所遗弃，似不幸又似命定的趋于死亡的没落”(21)，这类用语自然引起了周作人与其苦雨斋弟子的强烈反感。即便是持有温和论调批评者，一方面认为不宜全盘否定周作人，另一方面也提出周作人确也“不配作革命潮流中的新文艺中的威权者”(22)，因为“文艺的时代性”要求，周作人那种充满“闲情逸致地逍遥在‘象牙之塔’的苦雨斋里说趣话”的姿态，无法为时代潮流所“激荡”，更无法代表一时代之文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