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革命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解决新文学的内容问题，即应该写什么的问题。 1916年，胡适第一次提出“八事”，就是从批评当时文坛“文胜质”的现象入手的：“文胜质者，有形式而无精神，貌似而神亏之谓也。”他所说的“八事”，包括“形式上之革命”和“精神上之革命”两方面。①随后，他在《文学改良刍议》中，又将“须言之有物”置于“八事”之首，并解释说，“言之有物”的“物”，包括“情感”和“思想”两方面，②明确地表达了他对文学内容的重视。 陈独秀也很重视文学的内容。在他看来，讨论文学的本质，形式和内容都不可偏废，文学之美应包括“结构”、“遣词”、“文气”和“表情”四种要素。③而刘半农则认为，文学的本质是由“精神”决定的：“文学为有精神之物，其精神即发生于作者脑海之中。故必须作者能运用其精神，使自己之意识情感怀抱意义藏纳于文中。而后所为之文，始有真正之价值，始能稳立于文学界中而不摇。”④ 胡适、陈独秀、刘半农都一再强调文学的“精神”（内容）。在这里，他们所说的“精神”，都是与形式相对的一个空洞的概念，还无法作为一种具体的文学革新方案。胡适后来承认，“当那个时期，我们还没有法子谈到新文学应该有怎样的内容”，“我们实在不配谈文学内容的革新”，而这种情况的根源在于，“世界的新文艺都还没有踏进中国的大门里”。直到周作人提出“人的文学”这一口号，问题才得到了解决： 周先生把我们那个时代所要提倡的种种文学内容，都包括在一个中心观念里，这个观念他叫做“人的文学”。⑤ 胡适提醒我们，要理解“人的文学”，就必须注意到这样两个方面：第一，“人的文学”第一次从理论上真正解决了新文学的内容问题；第二，“人的文学”这一思想的形成，是以“世界的新文艺”“踏进中国的大门里”为条件的。换句话说，“人的文学”这一思想的形成过程，可以被理解为这样的一个过程：对外国文学和文艺思想的译介（“世界的新文艺”“踏进中国的大门里”），逐渐被赋予了为新文学寻找“内容”的基本任务，最终成为文学革命这场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这便是本文立论的根据，即通过周作人的翻译思想的变化，来解释“人的文学”这一观念的形成。 一 以“人”为主题的翻译：从文学到学术 周作人早期的文学翻译，受晚清启蒙思潮影响，都是围绕着“人”这一主题展开的。梁启超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开篇指出：“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⑥这一论断开启了晚清文学的新风潮。周作人及时地接触到了当时的启蒙思想。⑦他最早的几部翻译作品，如《侠女奴》(1904)、《天鹨儿》(1905)、《女猎人》(1905)和《玉虫缘》(1905)等，都明确地以“新民”为目的。这些作品大都发表在关注妇女启蒙的杂志《女子世界》上。 《侠女奴》系《阿里巴巴和四十大盗》的翻译。在译序中，周作人这样解说主人公的形象：“有曼绮那Morgiana者，波斯之一女奴也。机警有急智。”随后，他透露自己翻译此文的目的说：“其英勇之气，颇与中国红线女侠类。沉沉奴隶海，乃有此奇物。亟从欧文迻译之，以告世之奴骨天成者。”⑧ 为了唤醒“世之奴骨天成者”，周作人对女主人公的形象，进行了特别的加工，让她成为一个具有独立人格的人，而不仅仅是“机警有急智”。为此，他对故事情节进行了调整。在原故事中，女奴曼绮那凭借自己的机智挽救了主人埃梨（阿里巴巴）一家，最后成为他的儿媳，一家人坐拥金山，生活富足。在周作人看来，这个平庸的结局，无法提供一个理想的新女性形象，因此，他让曼绮那拒绝了埃梨要她做儿媳的请求：“除患，吾分也。吾不敢邀非分之福。且予自行心之所安。富家妇何足算？吾无愿也。”最后曼绮那“不知所终”。通过这样的调整，周作人就成功地将一个古老的外国民间故事，转化成了现代中国的启蒙资源。 《女猎人》系英国星德夫人《南非搏狮记》的编译。在《女猎人·约言》中，他坦白自己的翻译动机说：“作者因吾国女子日趋文弱，故组以理想而造此篇。”“组以理想而造此篇”，就是以原著为蓝本进行大量的加工改编，是翻译和主动创造的混合，其目的，是为了让作品更明确地服务于启蒙事业。小说写“我”（女性）在蛮荒的“寿眉山之麓”与朋友（另一女子）捕狮的故事，其中捕狮的场面都比较简单。周作人显然无意编造一个惊险的异域探险故事。他在乎的是“女猎人”这一形象的意义。在后记中，周作人引用原作者星德夫人的话说：“射猎小技耳，然而非有大胆力者，殆不克任。”这就是说，女猎人的身份，不是通过“射猎”这一行为表现出来的，而是通过“大胆力”这一性格表现出来的。星德夫人在谈到成为女猎人的条件时就说：“故第一主义，当主精神之健全，而其二，则必需体魂之健全。”⑨这里也寄托着周作人关于妇女启蒙的思考。 《天鹨儿》系雨果《悲惨世界》第一部第四卷的编译。小说写芳梯（现译作芳汀）被情夫多罗抹（现译作多罗米埃）遗弃之后，生活困窘，不得不将私生女康雪寄养在客店主人覃那大（现译作德纳第）家中，只身回故乡谋生，但覃那大夫妇却把康雪用作榨取芳梯血汗钱的筹码，并且还不断地虐待、奴役她。在原著中，覃那大一家虐待康雪，主要是因为她卑贱的出身，而不是因为她的性别。因此，这主要是一种阶级压迫，而不是性别压迫。但周作人却把康雪的命运，看成是所有女性的命运的一个缩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