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杂文最显著的特点是此在生存论的视野，鲁迅坚执于自身存在而将置诸他面前的世界打开；同时，如此的视域是时间性的，于此在时间性生存中依次展开，各个不同的时段有各自不同的观照方式、思维的不同观照点，因此便表述为各种不同的生存言说方式，这正是鲁迅所说的杂文之“杂”。这样，我们就只有沿着他的时间性生存来解读他的杂文，将各种看似混杂的文体写作回置到他的生存点上来，从中追溯他生存之思的轨迹，合乎“实事”地理解他的杂文写作；也唯有回归此在生存这一实事，我们才能深切感受到他存在的命运，乃至达到他对置身于其中的历史性民族命运的思考。 在杂文中，鲁迅似乎更其找到了自身，“如鱼饮水冷暖自知”；如在泥地上爬行的“沾水小蜂”，“自有悲苦愤激”；如站在飞沙走石的沙漠上，“乐则大笑，悲则大叫，愤则大骂”，“即使被砂砾打得遍身粗糙，头破血流”也在所不惜。即使被人们讥讽为“杂感家”，自嘲为“死症”也绝不放弃，因为这是他最终认定的生存方式，他直面世界的言说方式，“世上如果还有真要活下去的人们，就先该敢说，敢笑，敢哭，敢怒，敢骂，敢打，在这可诅咒的地方击退了可诅咒的时代！”①直到生命的后期，鲁迅也仍然坚执于他这一文体的选择，在《小品文的危机》中说：“在风沙扑面，虎狼成群的时候，谁还有这许多闲工夫，来赏玩琥珀扇坠，翡翠戒指呢。”人们所要的“必须是匕首，是投枪，能和读者一同杀出一条生存的血路的东西”。②从此可以看出杂文对鲁迅存在的意义，它确实向我们打开了一个存在的世界。 这个世界是黑暗的、“可诅咒的”、“黑色染缸似的”、“比沙漠更可怕的人世”，鲁迅命定要遭遇到它，是他存在的命运，所交的“华盖运”，他唯有解构这个世界，揭破它的隐秘。他所遭遇到的即是我们民族生存的历史同一性，陈独秀所深刻感受到的“以为空间上人人必由之道，时间上万代不易之宗”③的专制生存，乃“贯彻于吾国之伦理道德政治社会制度日常生活者”“至深且广”“不得不急图解决”的“根本问题”，“宜单刀直入，肉薄问题的中心”。④这正是鲁迅所坚执的“思想革命”，日常生活批判的生存观念的革命，他“单刀”所向之处，即他杂文所由开始的地方。 1 在鲁迅最早的杂文《我之节烈观》中，从康、梁的“虚君共和”到袁世凯的“君政复古时代”，他仿佛看到了一个历史的循环。康、梁的“虚君共和”确乎是中国历史的真正变革，它昭示着现代史的开端，“那时的所谓文明，却确是洋文明，并不是国粹；所谓共和，也是美国法国式的共和，不是周召共和的共和”⑤。但至袁世凯时代，复辟的空气已浓厚极了。当时的中国，“刀兵盗贼水旱饥荒，接连而起”，“丧尽良心的事故，层出不穷”，而复辟的道德家们将此“国将不国”的情形，荒谬地归因于没有“表彰节烈”、缺少节女烈妇的缘故。鲁迅深切感到，“所以种种黑暗，竟和古代的乱世仿佛”。⑥他回首中国这部历史，乃是国民沉默、更是女子无声的历史：“汉朝以后，言论的机关，都被‘业儒’的垄断了。宋元以来，尤其利害。我们几乎看不见一部非业儒的书，听不到一句非士人的话。除了和尚道士，奉旨可以说话的以外，其余‘异端’的声音，决不能出他卧房一步。”⑦“所以历史上亡国败家的原因，每每归咎女子。糊糊涂涂的代担全体的罪恶，已经三千多年了。”⑧这是一部尤为惨烈地对待女子的历史，“社会上多数古人模模糊糊传下来的道理，实在无理可讲；能用历史和数目的力量，挤死不合意的人。这一类无主名无意识的杀人团里，古来不晓得死了多少人物；节烈的女子，也就死在这里”⑨。“无主名无意识的杀人团”，乃是鲁迅对这部历史最深刻的洞见，他要求为历史上所有中了“无意识的圈套，做了无主名的牺牲”的“可怜人”开一个追悼大会，从此作一个了断，“除去虚伪的脸谱”，“除去害己害人的昏迷和强暴”，“除去于人生毫无意义的苦痛”，追求“正当的幸福”。⑩这是鲁迅在杂文中对民族生存史的首次面对，站在处于社会最底层的女子的立场上对历史“杀人团”的控诉，为无数死去的亡灵所作的申诉，祈愿这样的历史不再具有，从此走向新的生存。 但是，处于当时的“君政复古时代”，深感古老历史生存的沉重，鲁迅对此历史的消亡并不乐观，得出的是“竟和古代的乱世仿佛”的结论，预感到一个历史的循环正在到来。因此，在接下来写作的《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中，鲁迅虽然以“幼者本位”的现代生存观对中国的“圣人之徒”所鼓吹的“长者本位”说作了痛快淋漓的批驳与解构，认为“没有读过‘圣贤书’的人，还能将这天性（引者：对于幼者本位的爱）在名教的斧钺底下，时时流露，时时萌蘖；这便是中国人虽然凋落萎缩，却未灭绝的原因”(11)；要求现代中国的觉醒者，现代的父亲，“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此后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12)。但是，他深感“因袭的重担”过于沉重，“黑暗的闸门”实难以肩住；虽然意识到“这是一件极伟大的要紧的事”，同时又深知“也是一件极困苦艰难的事”(13)。鲁迅此时的复杂心态，源于对这部延续至今的民族生存史的深入沉思，历史循环的阴影，始终盘踞在他的心中。 在这同期发表的一批“随感录”式“杂感”中，历史循环的巨大阴影甚至将他吞没，深裹其中。鲁迅在《〈热风〉题记》曾感慨于他当时写作的杂感，并未同所攻击的时弊一同消亡，反倒证明着时弊的没有变化，“现状和那时并没有大两样”，历史的循环已经到来，他觉得“周围的空气太寒冽了”，因反其名称其为“热风”。(14)热风即是“冷嘲”，冷嘲意味着对生存世界的绝望，只能刻毒冷静地直面它、嘲讽它。 《热风·随感录二十五》从“一个十九世纪末年中国感觉锐敏的人”——严复谈起，他曾在北京道上看见许多孩子辗转于车轮马足之间，很为他们的将来害怕；而这时身处北京的鲁迅仍然感到“这情形还未改变”：“穷人的孩子蓬头垢面的在街上转，阔人的孩子妖形妖势娇声娇气的在家里转。转得大了，都昏天黑地的在社会上转，同他们的父亲一样，或者还不如。”(15)鲁迅由此推测，“看十来岁的孩子，便可以逆料二十年后中国的情形；看二十多岁的青年”，“便可以推测他儿子孙子，晓得五十年后七十年后中国的情形”。(16)从严复当年所见到的情形，鲁迅看到了他们的现今，又从其现今，看到了中国未来二十年、五十年甚至七十年后的情形，这不是一种生存的循环吗？穷人的孩子在街上“转”，阔人的孩子在家里“转”，成年后都如其父亲一样，“昏天黑地的”在社会上“转”。转者，循环往复也，这就是中国的人生。 在鲁迅眼里，如此生存是同一的，随着时间的推移，无论历史发生多么大的变化，但其根基难以摇动，仿佛具有同化一切的魔力。如此的同化力甚至可以追溯到远古的野蛮时代，外国人称中国人为野蛮民族的“土人”，鲁迅认为对此侮辱性“名号”除了承受之外，实无别的方法。因为事实胜于雄辩：“试看中国的社会里，吃人，劫掠，残杀，人身卖买，生殖器崇拜，灵学，一夫多妻，凡有所谓国粹，没一件不与蛮人的文化(?)恰合。拖大辫，吸鸦片，也正与土人的奇形怪状的编发及吃印度麻一样。至于缠足，更要算在土人的装饰法中，第一等的新发明了。”(17)“世上有如此不知肉体上的苦痛的女人，以及如此以残酷为乐，丑恶为美的男子，真是奇事怪事。”(18)然而如此野蛮的生存，已经积淀在种族的繁衍中，流淌在中国人的血液中，获得了遗传的保障，“昏乱的祖先，养出昏乱的子孙，正是遗传的定理”，“我们几百代的祖先里面，昏乱的人，定然不少：有讲道学的儒生，也有讲阴阳五行的道士，有静坐炼丹的仙人，也有打脸打把子的戏子。所以我们现在虽想好好做‘人’，难保血管里的昏乱分子不来作怪”。(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