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语境的考证（包括史实的实证），对于从预设的先验命题演绎中挣脱出来的今天中国文学研究界来说，日益显露出它的重要性与合理性，因为它是返回文学作品，特别是经典作品之所以产生的历史真实的惟一途径。当然，能称得上经典的作品，其概念内涵往往如康德所说是“非确定性”的，亦如中国古典美学的“诗无达诂”，即具有多义性、朦胧性、阐释的无限可能性等。但不管读者、批评家的接受与再阐释的自由力量有多么巨大，他出发的第一层面，即阐释展开的基础，必须是作品的真实与促使作品诞生的历史语境的真实。那么，学界以往对《阿Q正传》的研究，真正做到了吗？有没有继续推进的可能呢？ 一、主旨是“憎”，精神是负 “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一语，不知从何时起，成了鲁迅对阿Q的审美态度，即创作主体对其作品中主人公的情感好恶、价值取舍的定评。其影响面之广，举世罕见，可以说，只要有初中文化以上的国人概莫能外。那么，这一“定评”，符合历史真实吗？ 先从此语的出处谈起。该语出自鲁迅的《摩罗诗力说》第五节。鲁迅肯定摩罗诗人拜伦：“怀抱不平，突突上发，则倨傲纵逸，不恤人言，破坏复仇，无所顾忌，而义侠之性，亦即伏此烈火之中，重独立而爱自繇，苟奴隶立其前，必衷悲而疾视，衷悲所以哀其不幸，疾视所以怒其不争，此诗人所为援希腊之独立，而终死于其军中者也。”①这里是说，性烈如火、酷爱自由、内怀侠义肝胆、扶贫济弱的拜伦，若见到奴隶、“庸愚”（该词亦出在此节谈易卜生段），定“衷悲”之，“疾视”之。衷悲引发“哀其不幸”，疾视顿生“怒其不争”。此处的奴隶、庸愚，即如鲁迅在《呐喊·自序》中所描写的，是那些关在绝无窗户的铁屋子里，熟睡、昏睡，行将闷死的人们；或是那些以麻木、冷漠的神情，围观将被日军砍头的中国人的中国“看客”；也就是指那些毫无自由精神、毫无反抗意志，愚昧昏庸、浑浑噩噩的人。 如若以此状来审视阿Q，似乎有点不贴切，有点错位，因为阿Q的骨子里像是很有点不安分的东西，它驱使阿Q不甘于平庸，内心时时在躁动着。其一，想与赵太爷比辈分，争高低。赵太爷儿子进了秀才，阿Q说他和赵太爷是本家，也姓赵，还比秀才长三辈，结果被打了个耳光，“你怎么会姓赵！——你那里配姓赵！”其二，阿Q很自尊，自认“见识高”。所有未庄的居民，全不在他眼睛里。他常常夸耀：“我们先前——比你阔多啦！你算是什么东西！”他连城里人也鄙薄，他们居然把“长凳”叫成“条凳”，煎鱼时，不像未庄那样把葱切得半寸长，而是切得细细的，“错的，可笑！”其三，阿Q有精神胜利法，“常处优胜”。被人打了就说：“我总算被儿子打了，现在的世界真不像样……”于是他心满意足地得胜地走了。打架输了，被拉去碰了五六个响头，他也心满意足，因为“他觉得他是第一个能够自轻自贱的人，除了‘自轻自贱’不算外，余下的就是‘第一个’，状元不也是‘第一个’么？‘你算是个什么东西’呢！？”其四，阿Q敢在有着森严的“男女之大防”的未庄，公开表露出性的需求。他在扭了小尼姑的面颊飘飘然之后，公然对吴妈说：“我和你困觉！”其五，为生计问题，敢于铤而走险。在被迫离开未庄上城之后，阿Q竟然进入偷盗之伍，虽然只是个在墙外接东西的小角色。其六，“神往”革命，想投革命党。他看到举人老爷那批未庄鸟男女听到革命消息时慌张的神情，便得意地喊道：“造反了！造反了！”而后向假洋鬼子表示要投革命党，却以“洋先生不准他革命”而告终。其七，潜意识中，仍有一丝豪气留存。在被押解去法场游街示众时，阿Q忽然很羞愧自己没志气，居然无师自通地喊出“过了二十年又是一个……”的豪言壮语来。 显然，如此不肯安分、不甘平庸的阿Q，与拜伦所面对的那一类驯服、麻木的奴隶，即“愚庸”、“庸众”有所不同。鲁迅也说过：阿Q“有农民式的质朴，愚蠢，但也很沾了些游手之徒的狡猾”②。“很沾”一词，可以看出鲁迅对其笔下这一人物并非纯粹是充满同情的“哀其不幸”，对此“狡猾”之徒还有着一定程度的鄙弃。可见，阿Q不同于买蘸了志士热血的馒头给儿子治病的愚昧的华老栓，也不同于鲁迅的小说《示众》中那形形色色的无聊、冷漠的“看客”（尽管他也曾当过看客，但他在看后毕竟还受到了被处极刑者那“过了二十年又是一个……”的豪情的感染）。因此，阿Q与那些“庸众”最大的区别在于，他不是“不争”，而是初步萌发了朦朦胧胧的处于“自发”形态的抗争。 若从这一视角着眼，周作人的《关于阿Q正传》应该引起足够的注意。他明确地指出：“《阿Q正传》是一篇讽刺小说，讽刺小说是理智的文学里的一支，是古典的写实的作品。他的主旨是‘憎’，他的精神是负的。然而这憎并不变成厌世，负的也并不尽是破坏。”③这就是说，鲁迅在《阿Q正传》中，对阿Q的审美态度从根本上说是憎恶的、鄙弃的，小说的精神价值取向是“负”的，即批判的、否定的。当然，正如周作人所说的，憎不是厌世，负不是破坏，“因为它仍能使我们为了比私利更大的缘故而憎，而且在嫌恶卑劣的事物里鼓励我们去要求高尚的事物”。讽刺小说与理想小说虽然表面上价值取向不同，但内在精神却是一致的，都指向了美与崇高，只是理想小说是直接的，讽刺小说是间接的。 周作人这一判断是符合鲁迅创作意旨的，十二年后，鲁迅在《再谈保留》一文中写道：“《阿Q正传》，大约是想暴露国民的弱点的”④。暴露中国国民性中的弱点，批判中国人品性中的卑劣，这是《阿Q正传》的创作旨向。周作人在文中有一总结性的判断：“阿Q却是一个民族中的类型，他像希腊神话里‘众赐’(Pandora)一样，承受了恶梦似的四千年来的经验所造成的一切‘谱’上的规则，包括对于生命幸福名誉道德的意见，提炼精粹，凝为固体，所以实在是一幅中国人坏品性的‘混合照相’”。“总之这篇小说的艺术无论如何幼稚，但著者肯那样不客气的表示他的憎恶，一方面对于中国社会也不失为一服苦药，我想它的存在也并不是无意义的。”⑤所以鲁迅的“主旨是‘憎’”，至少在文本的第一层面上对阿Q的这一人物的行为是鄙弃的。 周作人在该篇文章“引言”中还谈到：他题云《阿Q正传》的文章“当时经过鲁迅自己看过，大抵得到他的承认的”。“文章本来也已收到文集（指《呐喊》——引者）里，作为晨报社丛书发行了，但为避嫌计也在第二版时抽了出来，不敢再印。”⑥就是说，周作人这篇评《阿Q正传》的文章鲁迅曾亲自看过并承认，原已收入《呐喊》第一版，后因成仿吾对兄弟任该书编辑的做法冷嘲热讽，才在出第二版时抽掉。这里，需要着重强调的是，周作人此文写于1922年，距《阿Q正传》发表不到一年，尚未沾上而后在阐释过程中产生的各式各样的附加物，而且当时周作人与鲁迅关系尚未破裂，其可信度应该比较高，也最贴近当时的历史语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