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919(2009)05-0100-05 一、革命与文学 在19世纪前的中国，绵延两千多年的王朝更替已成为常态。而19世纪可以说是一个历史转折点。一方面是来自西欧列强的外界压力，一方面则是来自这个国家之前就存在的复杂的民族主义的内在因素，出现了一个建立新政权的契机，尽管这一过程充满坎坷。而孙文和鲁迅正是象征了一个时代的革命家。 生于1866年的孙文和15年后出生的鲁迅如同分工协作一般，各自将新中国的建国和树人作为毕生的事业，并在各自的整个生涯里都在为此呕心沥血。两人在青年时期都学习过医学，并以此为人生的出发点。孙文从事实际性的革命运动，而鲁迅则试图以文学来改造国民精神。 尽管十分短暂，但他们都曾有过一段对以日本明治维新为典范的变法自强运动的改革理念确信不疑的时期。孙文在19世纪结束之前就致力于建立以汉民族主体的共和国的武装起义，鲁迅在20世纪初期到日本留学，不久后就对以推翻满族政权为目标的爱国共和革命产生了共鸣。 1895年，孙文在广州起义失败，成为流亡者。他走遍了包括日本在内的世界各国从事革命事业，虽然屡次面临生命危险，但仍未放弃建国的理想和热情。建国的设想是一项需要以生命为代价的危险事业，孙文经历了伦敦蒙难(1896)①，以及军阀陈炯明反乱引发的危机(1922)，曾数次直面死亡的危险。但他每次都奇迹般地脱离危机，至死都未曾放弃自己的理想。作为一个从事实际活动的人，尽管他有时也需要对现实妥协，但就其精神而言，他终生都无愧于革命家这个称号。 与之相反，鲁迅在其整个生涯中从未在真正意义上参加过革命，也从未有过建国的蓝图，但他一直关注着从孙文到毛泽东的革命，并不停追问着一个问题，那就是怎样才能培养出革命者。因此，鲁迅作为精神上的革命者参与到了对灵魂的塑造中。 对于鲁迅而言，文学于现实生活是无用的，是同应用科学无缘的“余裕的产物”（鲁迅《革命时代的文学》）。与此同时，他也认为正是这种无效和无缘，才使文学作用于精神成为可能。而且他认为在“不安于现状”这一点上，革命和文学具有一致性。他在题为《文艺与政治的歧途》的讲演中，谈到了文学和革命及政治的关系。 我每每觉到文艺和政治时时在冲突之中；文艺和革命原不是相反的，两者之间，倒有不安于现状的同一。惟政治是要维持现状，自然和不安于现状的文艺处在不同的方向。……政治想维系现状使它统一，文艺催促社会进化使它渐渐分离；文艺虽使社会分裂，但是社会这样才进步起来。 结果，文学家被政治家视作绊脚石而受到压制，但鲁迅说“文学家自己来做戏给人家看，或是绑出去砍头，或是在最近墙脚下枪毙”，“文学家便是用自己的皮肉在挨打的”。鲁迅在此处讲的文学观同日本作家夏目漱石的《草枕》中的行人说“诗人有一种义务，那就是，用自己的手去解剖自己的尸体，再将其病情告之天下”的文学观是完全一样的。但在与社会的联系性方面，鲁迅的观点同夏目漱石之间还是有着相当大的距离的。 二、“歧路”与“穷途” 人常常在人生中的各种场合被迫作出选择，此时，从数个可能中选择哪一项关系到一个人的价值观的问题，在没有任何预先准备好的人生指南的情况下，无论结果怎样都必须对自己作出的选择承担责任。不承认本质存在(essentia)先于现实存在(existentia)的存在主义哲学的信奉者，虽然获得了自由，但却不得不承担孤独和不安，以及无止境的怀疑和绝望。 鲁迅在少年时期曾信奉康有为的变法自强，留学日本后又把理想寄托于章太炎和孙文的种族革命，而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后又对进化论产生了共鸣。但是同这些社会改革的理念相比，他更试图从这些承担此种理念的人类精神中，寻找到本源性的价值所在。从这样的立场出发，他时常火中取栗。而且这种态度在根本意义上，是典型的存在主义。 存在主义确立于1930年代的德国思想界，在40年代才被移植到了法国，并没有痕迹表明存在主义在鲁迅生活的时代传到了中国。非但如此，在当时的中国文化界中，甚至找不到“现实存在”这个词语。②但是，鲁迅曾在留学时代后期醉心于尼采，虽然他接受的尼采和原本的尼采主义有着相当的差距，但也可以勉强地推论他从青年时期开始就有了存在主义式的思考倾向。 生的哲学并非是在被体系化、被定义后才获得其地位的。它在被哲学家命名并作为思想构筑起来之前，就原初地存在于各人的内心深处。鲁迅也并非在学习存在主义后才开始存在主义方式的思考的，他在尚未承认现实存在先于普遍的、必然的本质存在的情况下，就目睹了许多备受挫折的社会改革，在他的心灵深处存在着一种信念，那就是如果不进行国民性的改造，中国就无法起死回生。可以认为，在这种信念的支配之下，使得鲁迅在思考方式上走向了存在主义。 换言之，鲁迅并不是从一个经过欧洲哲学家理论化的现实存在的哲学立场出发的，而是独自展开了存在主义方式的思考的，这在其非创作性的文章中被表现得淋漓尽致。比如说《两地书》中有以下一段： 我常觉得唯“黑暗与虚无”乃是“实有”，却偏要向这些作绝望的抗战，所以有很多偏激的声音。（第四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