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957(2009)04-0052-05 革命历史小说是十七年（1949-1966年）文学中的重要成就之一，也是“红色经典”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也是1990年代以来新历史小说写作的潜在参考对象，在新世纪初它更成为影视改编剧目的重要资源。由此有关十七年革命历史小说的探讨也成为近年来学界的热点话题。本文试图对革命历史小说的叙事问题进行探讨，发现其叙事中存在诸多“传统”因素，在“革命叙事”与“传统叙事”的交织与对抗中，它与中国古代小说叙事形成了某种复杂纠葛。 一、叙事视角：第三人称的延续与改变 十七年革命历史小说的创作目的非常明确，就是要塑造生动的革命人物形象，讲述革命的艰难历程，珍惜革命成果，教育革命后代，推动即将到来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这几乎是当时革命历史小说最重大的“收获”与意义，但从历史小说本身的“历史性”来说，它追求的是历史之“实”而非理念之“虚”。齐泽克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或者如新历史主义的代表人物海登·怀特说，历史从来不能被还原，任何历史都是叙事。十七年革命历史小说的这种“当代性”就更为突出。如何在“历史性”与“当代性”之间取得平衡，如何让“当代性”自然而然地渗透于革命历史中，这成了摆在十七年革命历史小说家面前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尤其因为要求小说对整个事件以及发生发展过程乃至最后的结局安排，叙事过程中人物关系的设置及各类人物之间的对比，甚至叙述时的感情色彩、评价议论及语气等，要体现作者的马克思主义立场和态度，就成为小说家们在叙述中必须注意的策略问题。按照文艺学通常对内容与形式的理解，革命的叙事内容自然需要革命的叙事形式，十七年革命历史小说到底采用了何种革命叙事形式？这大概也是当时作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重要文类的革命历史小说最看重的地方，也是被当时的主流意识形态认为“新的人民的文艺”在形式上“最有价值”的地方。但仔细解析十七年革命历史小说的叙事形式，我们却发现了其穿着新装的旧面孔，而绝不是典型形象要求的“熟悉的陌生人”。在小说最基础的叙事视角方面，十七年革命历史小说表现出和传统白话小说从形到神的相似。 只要把十七年革命历史小说与古代传统白话小说稍加比较，我们不难发现二者在叙事视角或者说叙事策略乃至在叙事结构上的相同之处。通过叙事进而传达特定的社会意识，二者有异曲同工的神似，不同的只是二者所载“道”之不同。在我国古代传统白话小说中，最为显著的特征就是它的叙事形式。除了极少数的文人小说外，在传统的“讲史”与“小说”两种早期白话小说类型中，绝大部分的叙事人是说书人式的第三人称全知叙事。源于话本的说书人立场在明清章回体小说中仍有保留，“话说……”、“且听……”、“光阴听话移”，由说话人引生的叙述几乎是所有古典白话小说在结构和风格上的常规。这种叙事形式把认知、判断和评价的语言规则融为一体，并在统一的视点中将其构筑成一张知识之网。叙事行为由叙事者、听众（读者）和故事涉及的人物共同完成。在这种特殊的叙事结构中，叙事知识的功能与规范社会结构的功能相融、契合。这种典型的“讲说”特征与教谕功能与十七年革命历史小说要求的创作目的可谓遥相呼应，由此过去被目之以封建的“传统性”在当代不加掩饰地融入了革命的传教中。《红旗谱》中的叙事人就是典型例子：“平地一声雷，震动了锁井镇一带四十八村：‘狠心的恶霸冯兰池，他要砸掉这古钟了！’”文本以这么一段山雨欲来、一场阶级冲突即将爆发的震撼性叙事作始，又以“在冀中平原上，将要掀起波澜壮阔的风暴”这一极具开放性的结尾作结。叙述者犹如一个历史见证人，以旁观者的身份展开对过去、现在、将来历史的全方位的叙事。稍加注意，我们发现十七年文学经典的“三红一歌”，采用的全都是第三人称全知叙事。《红旗谱》讲述的是农民革命英雄成长并取得胜利的故事；《红岩》讲述的是城市工人阶级革命英雄英勇斗争的故事；《红日》讲述的是革命军队取得革命战争胜利的故事；《青春之歌》讲述的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如何走上革命道路的故事。这些作品极富象征性地说明农民、工人、士兵、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只有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才有出路，斗争才会取得胜利；说明“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的社会真理。 但问题还有另一面，同样是第三人称全知叙事，在古代传统白话小说里，叙事者与接听者自足于文本，通过文本讲述传达一定的社会意识，作者和叙述人之间的关系则是多样的，可以认同，可以存疑，可以只是客观叙述；但在十七年革命历史小说里，却不允许出现含蓄的意义空间保留状态，小说叙事得保证单纯与明确的叙事目的，也就在这里，我们发现了十七年革命历史小说在叙事方面对传统延续的改变。这就是革命历史小说叙事的吊诡之处，它采用传统小说的全知全能叙事，追求“真实”的客观叙事效果，表面看起来一切叙事顺理成章，但由于作家普遍的创作功利性，创作中太强的主题表现意识和立场、观点的传达意识，使得“客观追求”与“主观
越”在文本中留下了极其明显的操作痕迹。这就使十七年革命历史小说在叙述中普遍形成作者与叙事人的混淆，作者代替了叙述人来为读者观察形象体系，决定审美角度、距离和视野。这样，原本不属于文本形态的作者在小说中越界出现，和叙述人争夺话语权，甚至能自由出入小说所叙的故事内外。这种身份混淆、混合经常以“我们”的形式出现，尤其在重要的斗争关头、在英雄的慷慨就义之时、在小说的胜利结尾之中，大段出现。《红岩》中对英雄行为的直接慨叹、《红日》结尾对孟良崮战场上的豪情展望，乃至一般的短篇革命历史小说“忆旧思今”式的深情追忆与结尾的恳切呼吁，都是这种拙劣但却屡屡出现的叙事笔法。“我们”抑制不住地对“历史叙述”指手划脚，“我们”克制不住地对“历史规律”与“历史真理”耳提面令。直接的主流意识形态的传声筒好写，但它破坏了古代白话小说传统原本就不浓厚的余韵回味之处，原有的教化功能发挥到极致。作者与叙述人的同一口径，说明了在十七年革命历史小说中小说、历史、现实三者之间相对简单明确的关系：用小说写历史，以历史证明现实的合法性，以历史的光辉鼓励未来的辉煌。不可能也不允许出现另外的言说，另外的历史叙事，如周扬在全国第一次文代会上所断言的：“深信除此之外再没有第二个方向了，如果有，那就是错误的方向。”[1](P513)为了加强小说所叙革命历史的“真实性”，绝大部分作家在为作品写的“序”或“后记”里，都写到写作是为记录那段不寻常的革命经历，为怀念战友，为后人留下革命的珍贵记忆等等，他们对写作绝对地虔诚与真诚，历史就是这样的“本质规律”和“真实”。这也是现在评论家对这些小说及其作者虚构现实每每诟病不已的地方。
